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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增权理论本土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F 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75(2009)-02-0001-08 　　摘 要：增权是促进旅游发展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云南省迪庆州政府、开发商与当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权力关系状态的实地调查，探索将旅游增权理论应用于中国旅游实践的框架和途径。研究表明，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不清晰、信息不对称、缺乏权利意识和管理技能，社区居民普遍处于被排斥的无权状态，导致了旅游发展中尖锐的社会冲突，成为我国旅游发展面临的最大的约束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必须打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增进社区的权能。其中，明晰资源产权，改革旅游资源租赁使用制度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起点，同时也需要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的支持。 　　关键词：旅游；社区增权；本土化；迪庆 　　 　　一、引言 　　 　　增权是旅游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Sofield，2003)。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政府的权威和资本的力量相比，旅游地社区普遍处于无权状态，旅游往往被开发商、政府所控制而不是社区所控制。因而有必要通过社区增权，帮助当地社区形成权利意识，打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增强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和利益分享权，保证当地社区利益最大化并且能够部分地控制旅游在地方的发展(左冰，保继刚，2008)。旅游增权理论最早出现于1999年斯彻文思(Scheyvens，1999)对生态旅游的研究，此后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Sofield，2003)从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和斐济旅游发展实践出发，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增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2008年，左冰、保继刚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中国，首先从理论上进行了梳理、吸收和批判。他们指出，旅游增权理论为推动旅游发展的公平性，探索形成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有效模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突破点，必将在中国的旅游研究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由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中国需要避免贪图简便地“套用”或不加质疑地“移植”的做法，必须从中国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及现实条件出发对该理论加以“解释、补充、修改”，这样的“引入”才会具有有效性与生命力。 　　2007年10月至11月间，笔者前往云南省迪庆州，对当地旅游发展状况以及政府、开发商与当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权力关系状态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实地调查，以期深入考察增权理论在中国旅游发展实践中的有效性与应用价值，探寻为社区居民进行增权的途径和制度框架。旅游增权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既有助于补充和完善旅游增权理论的理论体系，也有助于构建中国旅游增权的实践框架，形成“健康地”学习西方的学术态度，兼具理论、实践以及方法上的多重意义。 　　 　　二、云南省迪庆州案例 　　 　　1.云南省迪庆州旅游发展简况 　　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为迪庆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和中国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迪庆州是我国西部高品位旅游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拥有梅里雪山、虎跳峡、哈巴雪山、白马雪山等雄奇的自然景观；以康巴文化为主体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和科学价值。其边缘的地理区位和相对未开发的状态，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旅游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为研究旅游增权理论及其实践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场”。 　　迪庆旅游业发展正式起步于1994年。复杂的地质地形造成该地区历来交通极为不便，因而旅游业发展十分缓慢。1999年，香格里拉机场建成并通航，使迪庆州可进入性得到一定程度改善。至2003年底，随着214国道二级公路新建项目、香格里拉―德钦三级公路改建项目、以及香格里拉旅游东环线建成并通车，极大地改善了可进入性和流动性，迪庆州旅游业才进入了实质性开发和快速发展阶段。2006年，迪庆州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次数、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分别居云南省第三位、第二位和第四位。旅游业提供税收占当年全州财政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5%增加到34%。旅游已经成为迪庆州重要的经济产业，并将继续作为推动迪庆州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力(注：摘自迪庆藏族自治州旅游局《迪庆州旅游产业发展调研报告》(2007年10月25日)。)。然而，在旅游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同利益集团对于旅游收益的激烈争夺。 　　目前，迪庆州政府正在大力推行鼓励旅游发展的政策。2007年12月，迪庆州委、州政府召开全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正式颁发了《中共迪庆州委、州人民政府关于提升香格里拉国际旅游品牌，实现旅游产业跨越式发展实施意见》(下文简称《实施意见》)，州政府将按照新的构想对全州旅游资源进行规划布局。旅游资源的空间重组在表面上是对地方旅游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而其实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