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中枢决策与权力格局演进以崇祯帝“改票”为视角.docVIP

明末的中枢决策与权力格局演进以崇祯帝“改票”为视角 　　摘 要：明末崇祯帝在位期间，对内阁票拟意见的更改成为其理政的惯性，“改票”之举成为崇祯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崇祯帝通过对大小章奏的“改票”，试图表明其在理政能力上对阁臣群体的全面超越，同时展现出对士大夫辅政的戒备与疏离。阁臣对崇祯帝“改票”的态度，经历了从试图匡救国事到完全将顺逢迎的前后变化。崇祯帝的“改票”使得原有的票拟-批红决策模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时“改票”之举也消解了内阁的辅弼职能，并为宦官参政提供了更大空间。由崇祯朝的“改票”现象向前回溯，可以勾勒出明末皇权强化的演进路径。 　　关键词：崇祯；“改票”；皇权；内阁 　　作者简介：李文玉，女，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助理研究员，从事明清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3-0157-08 　　“改票”是明朝皇帝对内阁上呈的票拟意见进行更改的行为，在崇祯朝这一现象凸显。作为关涉国事定夺、权力予取等问题的根本性工作，票拟-批红模式中隐含的改票环节屡屡发生，直接影响着朝中的政治运行和权力格局。“改票”现象是理解崇祯朝政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改票过程中，崇祯帝表达出对内阁和文官群体的智力超越以及情感疏离，与此同时，崇祯帝依靠知识水平不断提升的宦官来弥补一己之智的不足。对崇祯朝“改票”现象的考察，有助于展现明朝施行已久的票拟-批红模式到明末的演进形态，以及其中皇帝、内阁、宦官三者的角色地位变化，进而勾勒出明末中枢政治的运行状态。在此基础上，将崇祯帝的“改票”置于晚明皇权与内阁关系的视角下来考察，有助于解析帝制国家政治体系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博弈与伴生关系。 　　一、崇祯帝“改票”行为述要 　　在明代政治领域中的“改票”一词，是专指皇帝更改票拟行为的简称，也即在内阁将票拟意见上呈皇帝后，皇帝并未交付宦官进行批红誊抄，而是按照自己的判断与理解，提出与内阁不同的处理意见。在“改票”的形式上，或是皇帝亲自进行，或是交付内阁重新拟旨。在明朝其他时期，皇帝“改票”的举动并不多见，反倒以皇帝出“中旨”被阁臣或科道封还为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而到崇祯朝，这一局势发生逆转，内阁票拟屡遭皇帝更改，以致阁臣温体仁有言：“往时抚按逮问，必奉改票而后敢拟。”[1]（卷94，崇祯八年六月壬午条） 　　在统治初年，崇祯帝往往在与阁臣召对面议时，出朝臣奏疏，命阁臣现场票拟，如对票拟不满，便即刻命阁臣改票。如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在召对中出毛羽健奏请“苏驿递”一疏，命阁臣暂退票拟。后李标等将所票毛羽健疏呈览，崇祯帝以票内“抚按司道公务外，俱不许遣白牌”一句，语属含糊，复命改票。[2]（卷3“召对”）同月二十六日的召对，崇祯帝又命阁臣现场票拟科臣韩一良实指周应秋等人贪贿的奏疏。阁臣退下拟好意见后，捧原疏入奏。崇祯帝召韩一良面奏，后“微哂”，援笔书“改”字于票拟上，付阁臣，命其暂退重新拟票，随即又将阁臣召回，叮嘱一番，并再次向阁臣强调：“速改票来。” [2]（卷3“召对”） 　　除了崇祯初年召??过程中的“改票”外，更多时间里，崇祯帝的“改票”往往便是与内阁的不断文移往返。史籍中常有崇祯帝“屡发改票”、“数发改票”的记载。如崇祯八年（1635），吏部上请，在选举南京太常寺卿时当以历俸深浅分南北。文震孟与何吾驺拟旨予以否定，然而遭到四次“改票”，最终仍以部议为准。[3]（卷1《实陈同官面商情事揭》）崇祯九年（1636），刘宗周因纠吏科给事中陈启新而引崇祯帝大怒，“欲重处，次辅钱士升拟严旨进，又发改票。温体仁加严以上。上意反解，亲为改定”[4]（卷上）。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原太仆寺卿下狱后上疏，声称遭到诬陷，并揭发数人，内阁票拟后，崇祯皇帝“数发改票”，最终又御笔亲批，再次“改票”。[5]（卷6） 　　相较于命阁臣屡次“改票”之举，崇祯帝亲自“改票”，且不下内阁而径直发旨，对阁臣意见完全置若罔闻，表达出皇帝对内阁票拟更为强烈的不满。崇祯十一年，崇祯帝亲自命题，通过廷试方式选拔阁臣，在从中敲定了入阁人选后，为求妥善，又命阁臣再次阅卷。孔贞运和薛国观对于崇祯帝所拟定的人选有所更改，然而“迨命下，阁拟悉不从”[6]（卷253《孔贞运传》）。崇祯十三年（1640），乞恩举人与廷试贡士一起被崇祯帝留用，物议哗然。特用举人上疏，请援进士例谒文庙行释菜礼，并立石题名。阁臣张四知票拟不允。崇祯帝大怒，将阁臣票拟“尽行抹去”，亦不发改票，御笔直批道：“这所请谒庙立石，俱依议行。”[7]（庚辰特用） 　　崇祯帝“改票”的章奏内容，除了前文所举的关涉人事、铨选问题以外，对于经济方面的章奏，崇祯帝也多加“改票”。崇祯七年（1634），南京工部尚书刘定国铸钱恶滥，阁臣王应熊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