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屠犹与犹太民族的现实主义转向.docVIP

纳粹屠犹与犹太民族的现实主义转向 　　内容提要对于犹太民族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对权力的认知和态度而言，纳粹屠犹显然是一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纳粹屠犹改变了流散史上犹太人对权力的消极态度，以强权自助地保障犹太民族的安全成了许多犹太政治学家和神学家的现实选择。纳粹屠犹发生后，犹太民族整体上转向锡安主义运动，而且锡安主义运动本身也变得更加激进。纳粹屠犹也改变了美国犹太人的自由同化主义立场，使他们急剧转向锡安主义。在美国锡安主义阵营内部，激进的政治行动主义路线迅速取代了慈善事业式的温和保守路线，将锡安主义组织改造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纳粹屠犹成为塑造当代犹太民族社会政治特征的重要历史基础，导致其“重归历史”，推动其明显的现实主义转向。 　　关键词　纳粹屠犹　犹太民族　现实主义　权力 　　 　　纳粹屠犹(Holocaust)给犹太民族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创伤和历史阴影，业已成为犹太民族认知人类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棱镜。在经历了二战后初期相当长时间有意或无意的回避后，犹太民族对纳粹屠犹的记忆、研究和反思随着艾希曼审判等事件的发生而开始涌现，并使这一历史记忆不断内化。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是增强这一历史记忆内化的关键。这场战争将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的孤立无助感和对灭绝的恐惧感再次带给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则使犹太民族完成了一个从毁灭到重生、从灾难到拯救的历史进程。因此，这场战争是以纳粹屠犹为起点的犹太民族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掀起了持续至今的研究和反思纳粹屠犹的热潮，进一步使这一事件内化为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对其集体意识和认同产生深刻影响。对犹太民族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对权力的认知和态度而言，纳粹屠犹显然是一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它导致犹太民族“重归历史”，唤起以民族权力求生存和安全的强烈渴望，推动其明显转向现实主义。 　　 　　一、犹太民族权力政治观的兴起 　　 　　犹太民族在古代曾拥有权力，并发展出了相当系统的权力学说。但随着大流散的开始，犹太人失国离乡，散居各地，丧失???凝聚民族意志以建立政治权力的基本条件，缺乏权力成了常态。处于无权状态的犹太民族难以把握自身的命运，也无法以其民族意志改变历史进程，从而被视为“撤出历史”的民族。由此，犹太民族反身向内，致力于寻求精神升华，而非政治自决和民族自立；权力渐渐被犹太民族视为腐蚀灵魂的“恶”，而无权状态及其带来的苦难反被视为一种有利于犹太民族彰显其“神选性”的美德。“加路特”(Galuth，意为“放逐、苦行和赎罪”)和“苟拉”(Geullah，意为“从放逐中得到解救并回到祖先的土地”)观念就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对权力的消极倾向。这两种观念，使犹太民族将流散中的苦难视为神圣拯救到来前的惩罚和赎罪，全都出于神意。流散地犹太人通常展现出和平、温善的特性，显得敏感、怯懦，嫌恶兵役。谦恭地服从、使自己对当地统治者有用并获得保护、在必要条件下成为殉道者、与主流社会文化相分离等办法成为他们应对外来压迫时常用的策略。法国大革命后，犹太人在中欧和西欧国家陆续获得了“解放”，这些国家的主流社会依据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精神开始允许犹太人参与社会政治。深受鼓舞的犹太人积极加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期望进一步打破社会樊篱和主流社会能够进一步接纳犹太人。“社会正义”成了犹太人的普遍诉求，甚至许多人为了融入主流社会并享受平等和自由不惜放弃犹太身份。与欧洲其他民族相比，犹太民族主义姗姗来迟。 　　纳粹屠犹既打碎了流散地犹太人正统派等待弥赛亚来临实施拯救的迷梦，也重创了犹太自由主义者期待获得“解放”并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景。犹太民族生存问题在许多犹太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不少犹太知识精英从纳粹屠犹这一历史悲剧中找到了拥抱权力的理由，转向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成为现实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 　　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在1946年出版的《科学的人和权力政治》一书和1960年在利奥?贝克学会(Leo Beck Society)所作的题为“德国犹太自由主义的悲剧”演讲中，猛烈抨击了二战前犹太知识分子中盛行的自由理性主义，拒斥了启蒙神话。在《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第一版于1948年出版)一书中，摩根索批判了建基于19世纪启蒙理性的“科学乌托邦主义者”的“和平科学”。他将权力置于政治学的中心地位，并认为权力欲源自人性，争夺权力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在时空上有着普世性。他强调权力在维护正义中的不可或缺性，“权力在，正义在”。另一位犹太学者也说道，绝对缺乏权力甚至比拥有绝对权力有着更大的恶。 　　外部世界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冷漠和犹太人在纳粹屠犹中的孤立无援，被犹太学者一再提起。“六日战争”后，一位犹太知识分子这样评论道：“我们再次明白了一个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