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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利用党史资源,努力发展红色旅游 　　我们从事地方党史，根本任务是什么?党中央明确指出：“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资政育人。”那么，作为我们市县党史部门，如何去完成这项根本任务呢?通过工作实践，我体会到，利用地方党史资源去为发展红色旅游事业服务，是资政育人的一条有效途径。 　　 　　一、将党史教育基点散建各地，为增强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出份力 　　 　　我从事地方党史工作近30年，经手、参与修复、保护下来的革命胜迹和建立的党史教育基地有二三十个。其中，有的是经我首倡，提请当地党委、政府重视后建起来的；有的是当地干部群众自发申报后，我参与了，热情支持帮助筹划和扶持而建成的。这些基地大多是在原有的革命旧址上建立的，经过修旧如旧的整修，开辟为纪念馆、陈列馆，以图片、文字说明、实物、音像相结合的形式，展示当地党史。这些基地分布在城乡各地，20多年来已经接待了一二百万人次参观学习和瞻仰。 　　(一)我之所以对建立党史教育基地乐此不疲，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以贯之，主要原因是我热爱我们的党，珍视党领导苦难的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历史，尊重那些为人民利益而宁愿牺牲个人一切的革命前辈们，因此我也就十分珍惜残存至今的革命旧址等这些与过去革命有关的一切东西。这是受党长期教育的结果。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这一代人是生于解放之初，长在红旗之下，饱受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代。我们要自觉地承受起将上辈艰苦奋斗历史讲给下一代听的历史责任。所以，当我到遂昌泉湖寺、到松阳安岱后、到庆元斋郎、到龙泉住龙，看到当年红军将领、革命前辈住过、办公过、指挥过作战的房子已经墙倒柱斜、瓦破木烂、任凭风雨浇淋的时候，我心痛之极、心急如焚。我必须设法保住这些即将倒塌的房子，保住这些历史的见证。这是个“宝”啊!不能让这些“宝”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去!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撞击着我，使我不顾危险在危房里爬上爬下，多角度拍摄照片，并立即专程赶赴县城，向当地县委提出保护旧址的建议。我将照片给县委负责人看，讲此地党史的地位，讲保护旧址的意义，以引起当地负责人的重视。县委同意拨出专款后，我又与当地党史室同志一起重回村子，就旧址修复一事连夜召开有当地乡党委、政府领导、村双委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进行商议。现在，这4处都已建为党史教育基地。与此情形相类似的还有：红军挺进师开辟浙东游击根据地时的主要驻地――缙云黄弄坑仅存的两座住房、1944至1949年中共处属特委机关主要驻地――缙云稠门江西山后李银通家、1928年召开的中共缙云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缙云县壶镇燕翼小学旧址、缙云汤畈农家红军标语墙。这4处旧址也是由我调查史实以后，专门写出建议予以保护的书面报告给党委、政府和文物管理委员会，并陪同有关领导、部门同志去实地察看，向他们作仔细介绍后，才被确定为文保单位而保护下来成为教育基地的。 　　我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党史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存史”。而要做好存史工作，除了以文字写成正本形式记叙下历史之外，如果再建立纪念馆、陈列馆、纪念碑等，以立于地面上的实物形式向人们展示过去的历史，岂不更直观、更形象、更凝固?!有两种形式总比只有一种形式更有效果。我们现在到乡下革命老区去，能反映老区的标志性东西已经没有什么了，只有残存的一些革命旧址尚能“叙述”些什么。可叹的是这些凝缩那段历史的旧址大多已不复存在，仅存的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加上知晓旧房历史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保住旧址、开放为教育基地，让城乡各地都有我们的宣传点，显得重要和紧迫。 　　(二)促使我能积极主动去建立教育基地的原因之二，是革命老前辈的思想品质和胸怀教育了我，启发了我。1984年，我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旧档案中，是关于1936年国民党部队在缙云玉环岭与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打过仗的事，于是前往实地调查。如果不是当地老人的指点，真不知那些土堆下，那些低洼处竟然还有红军烈士的遗骸。回来以后，正逢报纸上报道粟裕生平事迹和逝世的消息，其中说到他去世前在病床上对夫人楚青的嘱咐：“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看到了这则报道，泪水糊住了我的眼睛。粟裕大将临死前的心情，他那无尽的思念，我真切地领会到了。我即时写了一篇谈此次实地调查体会的散文：《我心中的碑》，倾吐了我的真情实感：烈士们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和名，人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为了救劳苦大众脱离苦难，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伴随他们的只有呼啸的山风和泥土青草的芳香。这里没有碑，可是一座高大的丰碑已在我心中矗立。我真切地理解到粟裕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