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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 　　在音乐批评领域的各类文章中，“编者按”(包括评论员文章或编辑部文章)是常常为人们忽略，而实际上具有重要指向的一种音乐批评存在方式。其特征大致有五：一是以音乐期刊为阵地，于某篇文章(或作品)之上加一段文字，表示“编者”之思想、观念、意识、倾向；二是按语多为短文，短则寥寥数行，长亦千字左右，无拖泥带水之冗言，有快人快语之风格；三是出现概率极低，一种期刊，十期八期，三年两年，难得一见，仅是“偶尔露峥嵘”之文笔；四是无署名现象，“编者”只是一个隐形概念，并无具体作者指向，具一定“神秘感”，一般而言，体现了该刊物权威人士的意志；五是“编者按”往往浓缩了音乐批评尖锐性、针对性、导向性之本质，或一言九鼎，或呼风唤雨，或咄咄逼人，或商榷切磋，虽各不相同，却极显音乐批评之能事。因此，在历史与现实音乐期刊中，均不难看到“编者按”这样一种音乐批评方式之存在。同时，由于其文体短小、文思敏锐、文风直白、文笔犀利，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极其丰富的内涵信息，社会效应甚至为洋洋洒洒之万言长文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有着异常鲜明的时代属性，某种程度上成为音乐批评领域时代意识的“晴雨表”。正视这样一种音乐批评方式所起到的作用，由此进行历史回顾与反思，是撰写本文之目的。 　　“实践观点”是人类生存基本法则之理论总结，“实践检验理论”则是在实践基础升华到理论高度之后再一次回归至实践层面，并检验其“真理”程度的哲学观与方法论，有着实践一理论一再实践周而复始、一步步逼近真理的认知价值。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真理均具复杂性与相对性之特点。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之无止境，决定着理论研究、科学规律认识之无止境。音乐批评学作为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往往结合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对音乐领域历史与现实中的人(音乐家)、事(音乐现象)、物(音乐作品、论著)进行带有哲学理念的主观评论，其评论之正确与否，需要经由实践加以检验。“编者按”以“导向性”作为其最本质特征的音乐批评之存在，更???要接受历史与现实的检验。导向者，引导学术之方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将音乐界引向光明、繁荣之路或歧途、倒退之道的作用。现择几例，略作点评。 　　 　　个案之一：“国立音乐院来稿”编者志 　　 　　刊载于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第1卷第4号(1928年10月)，文字如下(引文中着重号标记为本文作者所加，下文同)： 　　国立音乐院来稿 　　国立音乐院特刊《革命与国耻弁言》 　　我们刚要编成本院院刊付印发行的时候，革命的气势发展甚速，到了济南忽发生日兵武力戕害我军民的一大波折，时为五三。我革命气势一面进展，但济案交涉尚未就绪，而五卅又到了。新仇旧恨，重叠面前，我们全院同人，义愤幽忧，只有尽其在我，发表几首歌曲，增印特刊，供给国人采择，高歌慷慨，激励有众，亦不过聊尽一份责任。同学戴君写有发刊词一首，我们把来载在下面，似不必另有宣叙了。编者志。 　　拟本院特刊发刊词　戴炳鑫 　　我们的同胞已经屡次被帝国主义任意惨杀了，我们的土地已经屡次被帝国主义占据了。最近，日本帝国乃更进一步，堂堂皇皇来阻止我国革命。侵据济南城，杀害我国许多军民，这真是大悖国际公法，蔑视中华民国。我们的耻辱无过于此了。这时候，也是我国存亡的关头。我们现在惟有弃了一切不干，一起到战场上去，把帝国主义打倒，把军阀杀尽。 　　我国立音乐院的同学，现在就两条路去奋斗。赶紧把同胞们的绝痛叫喊，制成歌曲，给同胞唱，鼓起同胞杀敌的勇气，激起同胞牺牲的精神。我们自己也立刻穿好武装，拿了刀枪，去与帝国主义痛战一场把帝国主义打倒。 　　这张刊物，只算我们的工作最小的一部分。 　　同胞们，务须留心，这里的歌词，不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是我们悲壮的叫喊。同胞们，务须留心，这里的曲谱，不是娱乐，不是游戏，是作战的武器。 　　在“编者志”与“发刊词”下面，刊登了八首歌曲：《国难歌》(戴炳鑫作歌，萧友梅作曲)；《国民革命歌》(陈希愚作歌，易韦斋作曲，萧友梅审订)；《国民革命歌》(郭绍猷作歌及曲)；《国民革命歌》(姚慎作歌，萧友梅作曲)；《五三国耻歌》(朱因作歌，吴伯超作曲)；《国耻》(冯国文作歌，萧友梅作曲)；《反日运动歌》(宋寿昌作歌及曲)；《忍耐!》(易韦斋作歌及曲)。 　　背景：1928年4月7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5月1日，革命军攻克济南。日军借口保护侨民，进兵济南，开始屠杀中国军民：5月3日，公然杀害山东交涉署主任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史称“五三惨案”；日军于5月11日攻占济南城，至5月底，共杀害中国军民6123人，伤残1701人，统称“济南惨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时任国立音乐院代院长的萧友梅带头作曲以示抗议，并发动全院师生共创作了11首歌曲，编成《革命与国耻》作为特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