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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鼓吹制度沿革考 　　鼓吹乐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乐种，故历代文献记载及近世学人之研究皆甚多。然而，从制度角度人手探讨鼓吹乐的著述则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专拟论述有关问题。其中所谓的鼓吹制度，主要是从鼓吹官署的角度考虑，它至少应包括鼓吹官署之设置与沿革，鼓吹乐官、鼓吹乐人、鼓吹音乐之管理，鼓吹官署与乐人之职能及其转变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汉唐时期，这一制度有过多次的变动，小者、中者不可胜计，大者也不下八次之多。其中黄门鼓吹的形态，鼓吹乐人的籍别，鼓吹署的始置，鼓吹署的归并与重建等，是制度沿革当中的核心问题。以下即以这些核心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八次变动为线索，勾勒鼓吹官署及相关制度在汉唐时期的发展脉络。 　　 　　一 　　 　　目前学界比较通行东汉设置了黄门鼓吹乐署并隶于承华令的观点，但通过对黄门???吹历史的考察，这种观点恐怕难以成立。事实上，黄门鼓吹在西汉早已有之。据《西京杂记》卷5所载： 　　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驾四。《杂记》引文中提到祠甘泉、汾阴，此条的前后均言元光年间事，可见大驾之用黄门鼓吹当是汉武帝时的制度。《西京杂记》虽类似小说家言，且漏载黄门后部鼓吹的情况，但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另据《汉书?史丹传》载： 　　建昭之间，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P铜丸以?`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日：“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对于陈惠和李微二人，后汉服虔注《汉书》时曰：“二人皆黄门鼓吹也。”建昭问当公元前38年至前34年，可见至迟西汉中后期已有黄门鼓吹的存在。此外还有其他文献可引以为证： 　　《汉官旧仪》卷上：黄门令，领黄门谒者骑吹，日冗从仆射，一人，领髦头。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观点，此《汉官旧仪》为卫宏所撰，多载西京杂事，其史料的可信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引文中提到的骑吹，是鼓吹乐中的一个类别，所以黄门谒者骑吹，实际也属黄门鼓吹。至于黄门令，西汉亦早已有之，《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的属官有“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汉书?艺文志》则载“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皆可为证。 　　通过《西京杂记》、《汉官旧仪》、《汉书?艺文志》注等史料，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初步结论：其一，西汉已有黄门鼓吹；其二，黄门鼓吹在西汉隶属于黄门令；其三，黄门鼓吹在西汉主要职能是为皇帝舆驾仪仗服务，以骑吹形式出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可以娱人于丝竹鼓鼙之间的倡优一类；其四，黄门鼓吹在西汉作为仪仗之乐时，是一种部乐。 　　所谓部乐，要稍作一点解释。在隋代，有所谓七部乐和九部乐，主要用于宴礼演奏。此处择九部乐中的天竺乐和高丽乐为例说明一下部乐的特点： 　　《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高丽》，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为一部。工十八人。 　　由此可见，隋代的部乐是一种掌管固定乐曲，有固定乐工人数，在固定场合演奏的乐舞组织形式。西汉黄门鼓吹既以“部”称，其形态大约与隋代的部乐相去不远。认清这一点也比较重要，因为黄门鼓吹作为部乐，虽然是一种比较固定的组织，但还不能算是官署或机构的名称。 　　隶于黄门令大约是西汉黄门鼓吹得名的原由，而这种隶属制度一直沿续至东汉中期。据《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元年(107)九月事云： 　　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注引《汉官仪》日：黄门鼓吹百四十五人。)黄门令一向为少府属官，安帝诏少府减黄门鼓吹，这是从人员制度方面出发的。至于诏太仆减黄门鼓吹，那是因为作为九卿之一的太仆“掌舆马”，大驾中黄门鼓吹所骑乘的车马要靠太仆调度，但并不表明黄门鼓吹作为乐部要分属太仆、少府两个不同的卿级机构。这一点在近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引起了误解，所以特别提出来解释一下。 　　此外，《后汉书》的这条史料对了解黄门鼓吹的属性也十分重要，因为它暗示了这种鼓吹是要骑马、乘车的，所以它的减缩才会与太仆有关。而且《汉官仪》所载的145人也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下文还要论及。 　　不过，这种隶属制度在后汉的中后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也是汉唐鼓吹制度中第一次比较重大的变动。据《唐六典》及《通典》分别载： 　　后汉少府，属官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