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各类题材中蕴含周文化.doc

论《诗经》各类题材中蕴含周文化 　　摘 要：《诗经》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因而堪称是解读周文化的活化石。本文试从微观的文本角度，分析《诗经》婚恋诗、农事诗、宴饮诗、颂扬诗、怨刺诗等各类题材所折射出的周文化，并探究《诗经》思想创作与周代礼乐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诗经》 题材 周文化 一、婚恋诗与周文化 婚恋诗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因为男女之情的主题在演奏时最具和顺、和敬、和亲人际关系的功效，因而也最适合周代礼乐文化对和合效果的追求。因此，在创作、采集、编订的过程中，婚恋诗占有特殊的优势和地位。同时，婚恋诗还展现出不少周代的婚俗和社会风气。 周礼的婚俗在《唐风 《卫风现象较普遍，甚至包括宋桓夫人、卫庄姜等贵族妇女。但与此同时，周礼对于被休妇女的命运安排较为宽容，允许她们合法再嫁，典型者如秦穆公将自己被休的女儿怀嬴改嫁给晋公子重耳为妾。可见，周礼注重“和”，对于婚恋中的对立矛盾，都有可以通融的规定。 贵族的婚恋诗则不像平民那么活泼生动，不可避免地染上“政治联姻”的色彩。比如迁居岐周的古公?父，“爰及姜女，聿来胥宇”，[1]402一到岐下就与当地羌族姜姓女子结婚，借此寻求联盟和族群利益。 二、农事诗与周文化 从周族史诗《周颂的后稷，已经懂得耕种时需要选好良种、除草护苗。而古公?父迁居岐周后，摆脱了先前戎狄游牧文化对本族农耕文化的影响，营造了稳定、和平的农业发展环境。《周颂“载获济济，有实有积，万亿及秭”[1]520的记载，虽然周代以10万为1亿，但仍可见当时农业收获的繁盛。 《周颂》中的《噫嘻》和《臣工》则记载了周王的籍田典礼，在春天象征性地率先劳作并祭祀土神、谷神，体现出周文化对以农立邦的重视。而最负盛名的农事诗《豳风西周农民一年四季的劳作过程，反映周文化中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剥削关系。 农耕文化显然依赖稳定的政治、地理、政治环境，“和则可大，乐则可久”，[2]自然“和乐”就成为周公制礼作乐的终极追求。 三、宴饮诗与周文化 中国历来不像西方那样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那般重视“人与精神”的关系，唯独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反映人与人之间交流来往的宴饮诗也就显得重要。 虽然周代吸取殷商灭亡教训，周公禁止周人酗酒，礼制有君臣小宴“三爵为度”[3]的细致要求，但宴饮仍是贵族们联络宗族感情、维护宗法秩序的重要方式。例如《小雅 周王也有许多宴饮诸侯的诗，如《小雅》中的《湛露》、《彤弓》、《廖萧》，从中可见：屏卫周室的诸侯们在尽朝见义务时，周王与诸侯一起共祭祖先，并在祭完祖庙后，进入庙后的“寝”继续宴饮。这表明周王重视维护血脉亲情的纽带，从仪式上强调宗法制的大宗祖先，并用最后的宴饮来“和合”各位姬姓公族兄弟和异姓姻亲，也即“和合”了“家天下”的周王朝。 四、 颂扬诗与周文化 除了周族史诗外，颂诗中赞美的对象多为文王、武王，而称颂的重点都在于“德”。从《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我将》、《载见》等诗中可以看出：文王的德体现在宽容慎罚、礼贤下士、团结内部、提倡仁德。“维清缉熙，文王之典”，[1]497诗中认为周初政治的清明，是因为武王、周公、成王都遵行文王之典，实行德政。 而周公礼乐文化重视“德”，也出于为周族统治合法性证明的需要：周族以小邦灭得天命的大邦殷，岂非有违逆天命之嫌？对此，周人强调以德配天，“皇天无亲，唯德是辅”，[4]从而为周朝的统治正名。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因而认为，周人不同于中国其他君权神授、重视出身的观念，而是在天命论里融合了道德标准。 五、怨刺诗与周文化 怨刺诗多出现在礼崩乐坏、王室衰微的东周时期。怨刺内容丰富多样：不满政治黑暗、贵族淫乱、赋税繁重，也有小官与没落贵族的不得志。《魏风“士”族的贫穷困窘，沦落到只能摘园中的桃、枣充饥，展现出东周井田制开始瓦解、地主阶级兴起、土地领主们失去劳动力而没落的下场。 《邶风?风 久役不归、思乡怀人的怨刺诗也为数不少，且是此类题材中最情真意切、哀婉动人的成分，富有艺术感染力。如《小雅族的强调有关，它使人们对自身的亲属及家园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依赖感。 《小雅?》等诗则控诉了黑暗政治导致的国弱民困。《召南 六、小结 总而言之，《诗经》在创作、采诗、编诗时深受周文化思想的影响，是周文化的传承载体。而周文化的主要内涵则体现于“礼乐文化”：礼主分、乐主和，礼是外在的强制、乐是内在的修养与教化。这种礼乐文明实行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分别是井田制、以农立邦和分封宗法制。具体到外在，周文化在《诗经》中突出地表现了对“孝”、“德”、“和合”的强调与追求。 参考文献 [1] 诗经[M].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