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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训对新时期党员干部家风建设启示 　　摘 要：中国传统家训卷帙浩繁，蕴含丰富的家庭德育思想精华。新时期党员干部家风建设可从中汲取的现代启示可以概括为“四个重视”：一是重视家庭教育，主要体现在封建皇帝亲自撰训教家；二是重视家庭德育，传统家训文献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传统家庭道德教育教科书；三是重视家庭子弟自立精神培养，培养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自立；四是重视朴素、内敛、谦和家风培育，避免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心性的荼毒。 关键词：中国传统家庭；德育；现代变迁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20-02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历史肇端久远，可以说家庭的历史有多长，家训的历史就有多长。“家训”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据《后汉书“天授逸才，聪明贤智。髫龀夙孤，不尽家训”。中国传统家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家庭道德教育的教科书。在绵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抛却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家训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对于新时期党员干部家风建设也有诸多启示。 一、封建皇帝亲力亲为撰训教家 如果说重视教育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的文化传统，那么重视家庭教育就更加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优良传统之一。《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著作，篇篇药言，句句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张一桂在《颜氏家训》的序中所言，“尝闻之，三代而上，教详于国，三代而下，教详于家。”①一言以蔽之指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从训主身份看，中国传统家训的作者多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界精英阶层，甚或很多皇帝直接作训教育皇族子弟。朱元璋即位第二年就亲自编撰家训《祖训录》，洪武十一年（1378）撰写《诫诸子书》；明成祖朱棣编写《圣学心法》教育皇族子弟为君之道；康熙皇帝的《圣谕广训》、《庭训格言》以及《咸丰家训》、《同治家训》等都是皇帝率身重视家训的典型例证。此外，内闱皇后也积极参与，明孝文皇后的《内训》则是封建帝后撰写最为全面的一部家训。皇帝或官宦都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他们的工作重心应当是国家社稷，但是即便日理万机，仍旧亲力亲为撰写家训，或通过家书的方式嘱诫家族成员修身成人。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具有家国一体的特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率身教家，在本质上又具有治国的意义。从中国传统家训发展的历史来看，最早的家训文献亦是源自“五帝禅让”的传说，文王教武王，武王教成王，成王教子弟开创了真正家训的先河。因而，中国传统家训天然诞生于帝王家训。在分封建制的国家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家训是帝王家训逐渐大众化、自上而下的一个家庭教育普及过程。这样的一个发展渊源注定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家庭教育优良传统的出现，并且启示新时期党员干部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应当在家庭范围内担当起为国育才的重任。 二、核心内容在于养德，恒稳地绵延了中华伦理文化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伦理内向型特点，包含丰富的伦理教化内容。然而，在等级观念深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专属上层社会贵族，一般庶民百姓没有机会接触高尚的道德之学。古代社会学校教育亦不发达，宗法家族观念浓重，家庭教育一定意义上肩负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多重角色。随着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发展，自帝王以降，伴随家训文化大众化，民间话语的恒稳对于绵延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传统家训当中，伦理教化是历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家庭道德教育是社会成员社会化的前提和必要内容。几乎所有的家训文献都涵括养德的内容，并对之多有释读、阐发。 李世民在家训《帝范》的序言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德性的重要性，把它们放在生死的高度，放在帝位存亡的高度。他说：“大德曰生……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北宋贾昌朝不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两个儿子也都在朝廷为官，他在《诫子孙》中“今诲汝等，居家孝，事忠君，与人谦和，临下慈爱。”贾昌朝从一个臣子的角度教育家中后辈，孝亲忠君，谦和慈爱，包含了对父母、帝王、朋友甚至下人奴隶都要各自有相应的伦理道德品质。这样的家庭训诫在古代帝王将相家训中非常丰富。因此，中国古代家训虽然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但是它们的核心都是围绕治家教子，修身做人而展开的。在中国传统家训中，“德”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德”的内容，如，在谈到节俭时，有“俭以养德”、“俭，德之共也”的论述；在谈到谦恭时，有“恭为德首，慎为行基”（羊祜：《诫子书》）的论述；如窥人隐私，借物不还，与人争利等“皆无德之一端也。”（吕祖谦：《辨志录》）；在谈到人际关系时，认为“忍让为居家美德”（吴汝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