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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新四军与根据地廉政传统推进新形势下廉政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威武之师，又是文明之师。先后创建了八块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另有5.4万余名日、伪军投诚、反正，为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里，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反腐倡廉，创造并形成了一系列廉政建设的做法和经验，为建设铁的新四军，为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局部执政提供了思想政治保证。按照党中央关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的要求，认真总结新四军和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新形势下廉政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新四军和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根据地，综合采取抓教育、建制度、广监督、严惩处、树形象、办实事等多项举措，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积累了丰富经验。 新四军从建军初期就十分重视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新四军领导人“把思想上建党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通过多种形式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灌输和教育。新四军领导同志叶挺、项英、袁国平等亲自授课，刘少奇、陈毅等面对面向党员干部传授马列主义ABC。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教导总队学习过的新四军各级干部就有4000余人。结合部队实际，广泛开展“三提倡、三反对”教育，即提倡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提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反对国民党作风，反对自由主义，反对骄傲自满。同时，十分注重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新四军一成立就组织编写了《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政治教材，还将“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八个字作为新四军成立时八个团的代号（即第一团为“保团”，第二团为“持团”，以此类推）。1938年底开始，在全军范围内发起了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作风的运动。以袁国平、邓子恢联合签名的训令强调，“从政治上保证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一切优良传统，特别是自己军队固有的优良传统，以提高革命自信心、自觉心与觉悟性”，并特别提出“不贪污、不舞弊，与士兵同甘苦”。 加强法制建设，是防治腐败的根本保障。新四军和根据地各民主政府高度重视廉政制度建设，把“厉行廉洁政治，建立廉洁政府”作为抗日民主政权的目标追求，把“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制度和法律建设的核心内容，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廉政建设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大量史料证明，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法规极其严格。1942年7月颁布的《盐阜区各县惩治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贪污超出500元以上者处死刑，不足500元的，根据贪污财物多少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或劳役，对克扣军饷和盗卖军火者一律处以死刑。注重法规建设的系统性，是当年建章立制的又一特点。如制定了财经工作制度、财经人员守则，制定和修正了反腐条例，制定了相应的奖惩办法，等等。为保证财经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各根据地从当地实际出发，依据统筹统支、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先后制定了预决算、会计、审计和金库制度，严格地划分财务行政、财务会计、财务保管及财务审核等系统，使其互相牵制，互相监督。建章立制带来了清风正气。正如刘瑞龙在《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一文中说的那样：“有了制度改变了，贪污分子也还有，只是个别的了。旧政府下要做一个好人很困难，新政权下要做坏人是不成功的。”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应该接受人民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新四军和根据地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各项廉政监督机制，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军风和民风，促进了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内监督。新铺会议就是新四军“实行严格的党内监督制度”的缩影。1943年4月，正在病休的新四军二师政委郑位三给谭震林和淮南区党委写信，指出淮南党内有些同志个人享乐主义的滋长、剥削阶级思想的发生和“革命功臣”观念等六个方面的不良倾向，提出继续深入整风的意见。同年4月29日至5月4日，在盱眙县新铺召开县团以上干部会议，为期六天的会议“批评真刀真枪”，“自我批评见血见肉”，自始至终充满了“坦白痛快”、“舒爽活跃”的气氛。依靠人民群众开展监督。各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县以上单位建立了参议会，区、乡、村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并赋予监督职能。建立政策检查和巡视监督。通过检查和巡视，纠正了少数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错误和偏差，保证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政策的执行。创办报刊实行舆论监督。先后创办了250多种报刊，规定将登报表扬和批评作为对政府干部和工作人员进行奖惩的一项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