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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时期我国城市蔓延动力 　　[内容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蔓延式增长已成为我国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式，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和蔓延造成诸如交通拥堵、耕地被占、绿地被蚕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从自然、市场、政府、技术及社会价值等方面探索我国城市蔓延形成的动力，分析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制度环境变化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使我国城市化发展更具科学理性，从根本上促进我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蔓延；动力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高速发展，城市化水平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高。这一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84年，是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进城市化阶段，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第二阶段为1985―1991年，是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推进城市化阶段，城市化水平由1985年的23.71%提高到1991年的26.94%，年均提高0.54%；第三阶段为1992年至今，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由1992年的27.46%提高到2011年的51.27%，年均提高1.19%，且意味着我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在此期间，许多大城市城市化用地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人口增加速度，城市增长呈正异速增长状态。 关于城市蔓延的内在机理问题，国外学者已做过不少研究。美国学者Alon-so提出了单中心城市空间一般均衡研究，而后由Muth、Mills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形成新古典城市经济学。Brueckner通过建立单中心城市蔓延模型，得出城市蔓延与城市人口、城市居民的收入以及农业土地的租金有关。2000年，Brueckner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对城市蔓延的内在机理作了系统分析，指出城市空间的大小是由城市住户或房地产开发商与非城市使用者的农民和农业土地使用者之间竞争决定的，市场力量造成了良性的城市空间增长，而开敞空间的社会价值、拥堵的社会成本以及新开发基础设施的成本等市场失灵因素造成了城市空间的过度增长，即城市蔓延。Tingwei Zhang对美国芝加哥的城市蔓延进行了计量分析，以交通因子、人口经济因子和财产因子等包含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社会经济因素及土地利用规制因素是导致城市蔓延的主要原因。Carruthers和Ul-farsson指出许多相互关联的政策因素和居民生活方式造成了城市蔓延，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包括国家对高速公路的支出以及地方政府对道路管道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以及平均成本定价政策均促进了城市的低密度扩张，而土地利用规划最后放大了上述政策的效应。 国内对城市蔓延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对国外城市蔓延问题的经验描述性研究，并根据国外经验提出相关建议，还有部分学者尝试对城市蔓延进行测度。在分析我国城市蔓延成因或城市空间扩展驱动力的定性研究领域，指向大都是经济、交通、政策等因素的驱动。陈建华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得出中国二元化经济增长模式是城市蔓延的内在驱动力，公共财政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滞后是城市蔓延的制度性成因；何流等发现经济因素、政策因素、规划引导是南京城市空间扩展的主导力量；陈本清等指出经济发展、外商投资和地理环境是驱动厦门城市扩张的动力因素；李效顺等将我国的城市蔓延模式与国外进行了区分，认为国外城市蔓延过程大都烙着“市场”印记、更多关注城市质量提高和生态环境变化不同，中国城市蔓延大都体现“市长”意愿，更为关注城市功能提升和粮食安全影响，并将中国城市蔓延区分为牺牲性和损耗性两类，就两种分类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策略。 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城市用地蔓延的相关症状也日益凸显，但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再加上涉足较晚，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又与西方有所区别，使得国内对于蔓延及其控制的研究还处在理论探索和初步实践阶段，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停留在理论研究、个别大城市蔓延的测定与个案分析，缺乏从动力机制角度对城市蔓延的系统经济分析。 二、快速城市化时期我国城市蔓延动力分析 （一）自然动力 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处于其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它的形成、建设与发展都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密不可分。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共同构成了城市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形成了城市区域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是城市蔓延的先决条件，它通过各要素反映出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直接影响城市空间扩张的潜力、方向、速度、模式以及空间结构。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常常遇到一些阻碍城市规模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地理环境方面的限制往往首先制约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的发展。在有些城市，它甚至成为城市空间扩张的“门槛”。 平原地区上的城市，因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