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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8世纪农民反圈地模式和法治传统 　　关键词 英国，反圈地模式，法治传统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21-0068-05 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相比，英国农民极少出现暴力抗争，这一特征在18世纪反圈地运动中有明显体现。在合法抗争与暴力抗争之间，英国农民为什么优先选择合法抗争？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所以，本文拟从比较视角对18世纪英国独特的反圈地模式及成因予以初步分析。 圈地运动虽然早在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前期就已出现，但当时主要是一种私人行为，尚未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可与政府的法律支持。 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的一些思想家，如托马斯 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前期的国家法律也公开限制圈地并明确维护传统的公地用益权。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就曾颁布过反圈地法令。亨利八世上台后于1515年颁布反圈地法，1534年又颁布法令来弥补圈地造成的不良后果。伊丽莎白女王延续了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的反圈地做法，通过一系列法令禁止把耕地变成牧场，严禁在伦敦三英里之内圈占公地。其中，1597年通过的两个反圈地法案做出如下规定：重建荒芜的耕地与住房，凡不把牧场再恢复成耕地者，每英亩将受每年20先令的处罚。斯图亚特王朝前期，政府延续了都铎时期的反圈地政策。1630年，政府取消了米德兰地区五个郡前两年圈占的土地。之后几年，政府又组建了更多的反圈地委员会。同期，法院也持反圈地的立场。当时的大法官科克就坚决反对圈地，公开宣布圈地造成人烟稀疏是违背普通法的。①1633年以后，政府还对造成人口稀疏的圈地者进行起诉。据统计，从1636年到1638年，有600人因圈地而被罚款。 但从斯图亚特王朝后期起，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主张圈地、维护土地私有权的观念开始成长起来。蒂莫西统计，1702年至1714年通过了3个，1714年至1720年几乎每年都通过一个，1720年至1750年通过了38个，1750年至1760年通过了156个，1760年至1770年通过了424个，1770年至1780年通过642个，1780年至1790年通过了287个，1790年至1800年通过了506个。在议会圈地法案的推动下，18世纪以来的圈地规模越来越大。根据相关统计数字，英国24个圈地郡在1455年到1607年的150年间才圈地51万多英亩，而1702年到1760年的60年时间里，就有大约40万英亩的土地被圈占，在之后的50年中更是猛增到500万英亩。① 除通过圈地法案以外，英国政府同期也按照土地私有权观念来制定其他一些法律。例如庄稼收割完后在公地上拾落穗，这在以往是公地用益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18世纪，法庭逐渐把领主的土地和荒地判为领主私人财产，法律上不再把拾落穗作为一种习惯权利。1788年，英国高等民事法庭在一起案件中判决，拾落穗并不能称作是普通法赋予的法定权利，而只是地方领主或村法给予农民的一种地方习惯权利；尽管农场主的良心指引他给农民留下点东西，但法律并没有迫使他留下任何东西；土地、种子、收益都归属于农场主，他们可随意处置。以1788年的这一判决为标志，传统的农民拾落穗权利在正式法律中丧失了合法性。与拾落穗相似，打柴、狩猎、采矿原来也是传统公地用益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到18世纪，在政府法律中也逐步丧失了合法性。 大规模的合法圈地对无地或少地的小农与茅舍农（一般都是公地用益者）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使他们面临失去土地的厄运。虽然从理论上说，圈地是对原来土地的一次重新分配，如果小农与茅舍农原先使用的土地属于合法持有，他们是能够分到一定土地的。但圈地中的土地分配方式却对他们极为不利。首先，圈地后小农分得的土地要么比以前小，要么是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贫瘠土地。其次，即便他分到了应得的土地，由于当时的法律费用十分昂贵，围绕这块土地的花费也迫使他重新卖掉。再次，如果小农与茅舍农原先的土地不是合法持有的，那圈地后所分的土地就不再归他所有，而是到了领主手中。 大规模的合法圈地除了使小农与茅舍农面临丧失土地的威胁外，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剥夺了他们在传统土地制度下享有的公地用益权。18世纪初，英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土地经营方式依然是传统沿袭下来的公地制度，无地或少地的小农与茅舍农都享有公地用益权，可以在公共耕地、草地与荒地上享有不限于个人土地范围的使用权利。这种公地用益权在小农与茅舍农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亨瑞18世纪60年代末，公地上的其他收益大约占到地产收入的1/4到1/3。埃登计算在北安普敦郡的罗德地区，丰收后拾落穗大约能占到一个家庭年收入的6%。②丧失公地用益权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正如正如圈地后的一个穷人对阿瑟“在教区圈占前，我养了4头奶牛，现在连1只鹅都不能养了，那你问我因圈地丢失了什么！”③正因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