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与理想主义之困.docVIP

陈映真与理想主义之困 　　2016年11月22日，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在北京病逝。陈映真深受鲁迅影响，是台湾左翼文学的旗手，对海峡两岸的作家都产生过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本栏目特邀请海峡两岸的两位学者，对陈映真及作品进行重读和述评，以纪念陈映真先生。 　　台湾作家陈映真逝世后，坊间出现了不少谈论陈映真的文章，部分媒体也有相关纪念，很多人在评价陈映真的时候，会提到理想主义者这个词汇。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下，部分人或媒体在用理想主义者来定位陈映真的时候，既是在借此缅怀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乡愁，也不乏是因难以充分理解陈映真的当代意义而采用的权宜说法，更有甚者则可能将这个词汇等同于“落伍”之意。在我们看来，与其将陈映真标签化地定位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倒不如试着去追溯他所理解的理想与他谈论理想主义的方式。或者说，陈映真的当代意义或许并不是为这个社会提供一剂贴着理想主义标签的强心针，而是他在理想缺失的年代如何理解理想主义，如何将理想主义付诸实践的经验。 　　在谈及陈映真的作品时，以他学生自称的蒋勋着意强调了“他作品中丰沛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且说这是他对陈映真作品“不能释手的原因” [1]。陈映真的作品确实有很多涉及有关理想的议题。无论是他早期作品如《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医生》《加略人犹大》，还是后来的《贺大哥》《山路》《铃.花》等，均是如此，如康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乡村的医生》中青年吴锦翔在战后重新苏醒的社会热情，希望通过乡村教育使下一代“建立一种关乎自己、关乎社会的意识”“务要使他们负起改造的责任” [2]，还有《铃.花》中持有革命理想的高东茂，《山路》中为革命理念默默付出一生的蔡千惠，更不必说《赵南栋》中所写的监狱中那些坚定不移的革命者群像，都是让人动容的理想主义者，至少也都抱有特定的理想和信念。 　　不过，陈映真笔下虽然怀抱理想主义的人物众多，但前景又往往较为晦暗。无论是他早期小说中色彩模糊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后期作品中形象逐渐明晰的革命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失败告终，理想主义都遭遇了重挫，如一度自认为再次觉醒的青年教师吴锦翔在绝望中终与康雄一样走向自杀；蔡千惠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淡忘了曾经的使命，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也以消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狱中诞生的革命之子赵南栋更是彻底走向了堕落，等等。无论是其早期小说中人物的找不到出路，还是后期小说中革命理想被遗忘的主题，都体现了陈映真小说内含的历史悲剧性。 　　从这个角度而言，陈映真算不得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或许也正因如此，蒋勋在提到陈映真的理想主义之时，着重于情感和美学的角度，强调的是陈映真小说感伤与忧郁情调与他们青年成长中的迷惘相契合的一面。这种偏重美学的理解，虽然也揭示了陈映真笔下理想主义的复杂性，但也无意中剥离了他笔下理想的历史性，因为即便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看，陈映真早期作品中的诗意风格，忧郁和感伤的情调等，与西方类型化的感伤小说也有所不同，与“五四”时期郁达夫式的自叙传也有差异。简单来说，经典的感伤小说如王尔德《道林 ?格雷的画像》等，作品中的叙事者往往沉溺于自我与自我影像的封闭镜像中，如临水的纳瑞斯一般是一个封闭的认知结构，而陈映真小说中的感伤与忧郁，固然也来自叙事者的顾影自怜，但小说往往带有社会分析的视角，小说的诗意风格或感伤氛围，多是源自现实对理想的阻隔所造成主人公视域中历史远景的缺乏，也就是说小说的感伤与忧郁是由社会结构带来的，而不仅仅是认知结构?Ю吹摹? 　　陈映真笔下理想主义的历史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笔下理想世界的具体历史与社会内涵，一是他谈论理想主义 　　的历史语境，这实际上也是个二而一的问题。虽然陈映真笔下的很多人物带有政治与社会的理想情怀，但在涉及理想社会的具体图景时，又往往显得异常谨慎，他很少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那样热衷于描绘未来社会，也与 20世纪 20、30年代的革命作家允诺一幅胜利的历史画面不同，他笔下的人物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似乎都不太具体，即便是《苹果树》中详细罗列的“幸福”的具体所指，如“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浇着肉汤”“房子又高又巧，红的墙，绿的瓦”“那个时候，再没有哭泣，没有呻吟，没有诅咒，唉，没有死亡” [3]，等等，要么过于具体，要么过于抽象，缺乏新的社会与政治的生产性，并未从社会组织与制度等角度提供新的愿景。而在有的作品中，理想世界又往往因缺乏历史感而流于浪漫，如《猎人之死》中，阿都尼斯设想的未来图景，“那时辰男人与女人将无恐惧地，自由地，独立地，诚实地相爱” [4]。或许正因陈映真并未正面描述他的理想世界，以致蒋勋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也只能付诸猜测：“这个理想究竟是什么，我想，或许陈映真也不清楚，他只是模糊的感觉到，有这样一个东西，深藏在人的心灵底层，可以使我们互爱、互助，免去贫穷、病痛、杀伐和不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