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波兹曼：娱乐至死的理解.doc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轼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冲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搞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综括全书，波兹曼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 一、电视介入政治使得原本严肃的竞选仿若综艺节目，民众热衷于政治家的花边八卦，对他们的着装外表评头论足，并让这些毫不相干的因素直接影响手中的投票器； 二、电视新闻报道的强势覆盖，大规模轰炸，使得原本多元情绪的新闻事件都变得淡化和娱乐化，主持人机械的“来看下一条”，就轻巧地将观众注意力转移，而包含在每条新闻中的应有情感正在丧失，无论观众还是传媒都在变得冷漠。 以上两者，是对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描述，也可看作是对今天中国的预测。 虽说波兹曼的这一判断语调平和，但却内含绝望之心———电视1900年诞生至今不过百年，但它已将政治、新闻、教育乃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喧哗缤纷的“杂耍”。在那张壮阔无比的“电视”屏幕上，无论多么残忍的谋杀，多么恐怖的地震，多么荒诞的政治丑闻，只要主持人温柔地说一声“接下来”，一切便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于是，如今我们每日沉浸其中的所谓“信息环境”事实上已成为“电视”的一面镜子，不仅失败的文化已成为一种文化，而且，新闻的价值也仅仅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或嘘声……更有甚者，非凡品德、完美的人格之类，也仅仅取决于“化妆术”的高下…… 为此，波兹曼的忧心绝望之至，感人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一九八四早就过去了，任何专制在历史中都仿若云烟，转瞬即逝，但另一个场景却越来越快的逼近我们，我们俨然已经生活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电视文化，超级女声，明星学者，当《论语》也只有在借助于电视媒介才掀起一股巨大的浪潮时，孔圣人若泉下有知，也不知当喜当悲。在这起事件中，《论语》讲的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接受的方式，人们已经习惯了从电视里吸收文化，并以此为天经地义，实际上，电视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成功的扮演了一个“神话”的角色，而这也正是尼尔波兹曼教授在《娱乐至死》这本书里所要批判的。 波兹曼举了一个例子，在今日的社会中，任何所谓的信息，在一个缺乏媒介的世界里是无法存在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简言之，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 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再者，更危险的或许是它的这种想法甚至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或者是鼓励。 近代的工业发展确实是给大众带来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