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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性理论的嬗变与哲学思考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刘新科（西安，710062） 【摘要】我国古代哲人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和嬗变的过程。曾明确了人性的本质属性和自然属性；并以“性善论”、“性恶论”作为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以“知行观” 与“行知观”作为人性形成的方法论，对我们从哲学层面认识人性问题有一定的意义。但应看到，“人性本私”是私有制的产物，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世界观来看待人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而中国古人也是反对这一观点的；他们提出“进则近尽，退则节求” 是比较符合过渡阶段“人性发展”的理念。在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性善论”、“性恶论”、“人性本私” 人性理论是一个古老、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话题，至今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最近又引起人们的兴趣，各大媒体讨论十分热烈。中国古代的人性理论究竟是怎样嬗变的？它对我们当今的生活以至改革究竟有哪些影响？本文想就这些问题，发表些一孔之见，还望大家指正。 一 明确提出人性理论，是从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开始的。他在《论语》中明确谈到：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即人的本性，先天素质本是很接近的，不同的人之所以有较大的差别，是后天之“习”的结果。这一观点肯定了人不论等级贵贱，生来的天赋素质应该是平等的。这种立足于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论，在西周以前以天生的血缘来决定人的高低贵践的观念支配下是不可能有的，也为他实施“有教无类”提供了理论依据。孔子认为个性差别主要是由于人们的后天环境习染各不相同之故，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影响，力量更大，这就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 孔子之后的传承者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在哲学上提出了“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是先天所固有的，是至纯至善的，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有善性。不过孟子所说的性本善，并不是说人性中具有纯粹的完全的道德，只是说人性中具有“善端”，即善的因素或萌芽。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而要做一个完善的人，仅有同情心、正义感、礼让态度和道德判断能力这四个善端是不够的。人之贤愚，还取决于对这种先天的善端能否存而养之，扩而充之。如果自暴自弃，或者受到不良的社会环境、教育的影响，就会失掉这种善端，这就是他所说的“陷溺其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找回散失的善的本性，保存和发扬天赋的善端，因此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 所谓“放心”，指的就是人在后天所丧失了的善端。孟子认为，任何人只要肯接受教育，肯于学习，就可以把先天的善端充分发挥，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这就是圣人，他曾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其理由就在于人人都有善端，普通人与圣人在先天本质上并无区别。由此可见，孟子很看重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战国后期的大思想家荀子在人性论问题上提出了“性恶论”，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他写了《性恶》一文，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好利疾恶的，并不存在仁义礼智等先天道德品质，如任其发展而不加节制，必然使社会产生混乱，这就否定了先天道德论。那么，人之善又从何而来？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为善，全靠后天的努力，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伪是指人为，泛指后天一切人为的努力而使本性发生的变化。 　　荀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起伪”。人性本恶，任何人的道德观念，都不是本性固有的，而是“积伪”的结果，其过程就是由“性”向“伪”转化，“长迁而不反其初谓之化”。最终达到与恶的本性彻底决裂，永远不再走回头路。 　　在这个意义上，荀子也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 （《荀子·儒效》）学习是人的素质和命运的决定因素，荀子否认了道德先验论，肯定了人是后天环境与教育的产物，显然具有唯物主义因素。 号称“汉代孔子”的西汉学者董仲舒也把人性学说作为他论述社会问题以及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长善救失，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为此，他还提出“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春秋繁露·实性》）所谓“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