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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晚年号半山，祖籍江西临川。临川王氏，自王安石的叔祖始入仕途(在宋真宗时累官至知州)，而王安石祖父却终身未能入仕。其父王益，虽踏进仕途，却始终沉沦下僚。王益初娶徐氏，又娶吴氏，前后育有有七男三女。王安石是王益第三子，吴氏所生。吴氏娘家是个大族，书香门第。王安石与知书识字的外祖母感情较深，幼时从她那里曾受到不少教益。王益任临江军判官时，在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县临江镇)生下了王安石。王安石从小跟着做官的父亲四处周游，博闻强志。 王安石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北宋王朝“积贫”和“积弱”的时期，这个原本就基础薄弱的封建王朝举步维艰。所谓积贫，意思是：即由冗官、冗兵所造成的国家财政困难(国穷)，以及为解决财政困难而扩大赋敛所造成的劳动人民的贫困(民贫)；所谓积弱，意思是：即宋王朝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兵变、民变，对外日益无力抵御辽、夏王朝的双重侵扰。 尽管有远大抱负的人不可能都能取得成功，但成功人士却都有远大抱负。王安石17岁以前，恃才傲物，喜欢吟风弄月，自信能凭自己文学才能博取功名。17岁那年夏天，他随任江宁府通判的父亲到了江宁府，才猛然醒悟到“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从此潜心钻研学术，并且以古代曾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契和后稷这类人物自期。 王安石天资聪颖，思维独特，见解独到，广泛涉猎，且能标新立异。“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这是苏轼对王安石的评价。尽管苏轼是寓贬于褒，但这个评价事实上恰如其分。 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考中进士，被授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之职。其后，历任知鄞县、舒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职。1063年(北宋嘉祐八年)，宋仁宗病死，宋英宗即位，而王安石也因母丧，按规定必须辞去知制诰，回江宁守丧。 但这时，王安石已意识到北宋王朝深重的危机。在地方官任上，他勤政务实，而对他所认为的应兴之利和应除之害都尽力进行兴革，得到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在这一时期，由于“庆历新政”的影响，变法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逐渐掀起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改革变法、变法改革成为一种风尚。正如陈亮所言：“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名士句句都是变法。然而，应该怎样变法改革却众说绘纭，莫衷一是。这种状况一方面为日后王安石变法打开了局面，但另一方面却又给日后打开了局面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种下了祸根。当时，王安石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在1059年春，曾向宋仁宗写了一封长达五言的言事书。这即是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在言事书中，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意见不具体，只是着重提到有关政治以至吏治方面的一些问题，而没有着重谈到根本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然而他却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方针。在后来的变法运动中，这个理财方针得到了完全地贯彻。 但是，言事书并没有受到宋仁宗及权臣们的注意，也没有在当时的政治上掀起任何波澜。王安石大概对此也深觉失望，故而在守丧期满后，他便留在江宁家中收徒讲学。宋英宗时期，王安石始终没有出仕。这种轻松的生活，使王安石有时间构想他以后的改革框架。 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病死，宋神宗赵琐即位。他即位时年仅18岁，富有年轻人所特有的进取心，“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尽管他对变法问题的考虑不成熟、不缜密，然而却敢作敢为。他还在当太子时，便通过韩绛了解了王安石的情况，对王安石有很深的印象。因此即位伊始，他就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9月又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王安石奉诏进京后，与宋神宗谈论变法。尽管在许多方面，王安石同宋神宗是有所分歧的，但在富国强兵、加强专制主义封建统治的原则问题上，两人不谋而和。宋神宗十分支持王安石，由他主持进行变法。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第二年12月，王安石又被任命为宰相，变法运动在更大规模上展开了。 王安石改革的范围非常广泛，总的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调整官僚机构和提拔下层士大夫，以及变更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王安石吸取了庆历革新改革失败的教训，对于“整顿吏治”这一个传统改革的首要问题绕过去，对于裁汰冗官等相关问题，他也回避，以减少来自官僚阶层对变法的反对。他甚至还采取提高官吏薪俸、扩大优待退休官员的利禄之制等办法，笼络在位的和不在位的官员，以这种妥协的方式来争取官僚阶层对变法的支持。由于王安石变法是紧紧围绕着“理财”和“整军”这两个重点来进行的，因此，王安石加大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的力度。如司农寺、都水监、兵部等闲散机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根据变法的需要，王安石还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