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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露1 在曹禺笔下的反叛女性中，坚决地冲出家门的是陈白露。陈白露形象的正面意义就在于她彻底地打破了旧的乡村情结，而她的悲剧意义则在于冲出家门之后的无路可走，这又一次说明了中国女性打造自己现代精神品质的艰难。曹禺创作《日出》是在1935年，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早就打破了二十年代初期乡土文明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迷信，城市已经不再是进步、自由的象征，人们从十里洋场所看到的是物欲横流、人性堕落的种种丑恶现象，现代都市反而成了藏垢纳污的代名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乡土气息的温馨召唤，就成为一种无法抵挡的人情诱惑，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情调再一次虚幻成探索者的精神家园，京派的，湘西的，相与唱和，无不对探寻现代精神家园的漂泊者挥出宾至如归的手势。《日出》中的方达生就是这种乡土温情的召唤者，而方达生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营救小东西，但很遗憾，曹禺给定的结局是小东西最后还是死了。诚然，乡土文明批判现代都市畸形人际关系的道德底气很足，但其力度则显然不够，这是由其自身的历史本质所决定的 ，许多批评者常常把方达生当作陈白露的新生方向，以为跟着方达生走就能走出死亡，这跟把一个将死者的生的希望寄托在另一个必死者的身上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荒唐和虚幻。尽管方达生不停地劝着陈白露：“你跟我走！还是跟我走吧。”，“只要你跟我走，你现在还是孩子，过真正的自由的生活”，“竹均，你为什么不跟我走？” “竹均，你听我一句，你这么下去，一定是一条死路，你听我一句，要你还是跟我走”，但陈白露最后还是拒绝了方达生的温情召唤。曹禺在描写陈白露迈出她年轻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场景时，他把方达生拉近到跟陈白露仅仅是一门之隔。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非自然状态下的最后时刻，能独自清醒地面对死亡，细细地品味死亡，是一种多么决绝的意志？纵观现代文学中的诸多女性，有几个能在生命的极地中清醒地挺立着而不退回的呢？更不用说能战胜自己的理性极致而跨过这一步的。在这里死亡反而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真实，它烛照出陈白露一尘不染的内在本质，而把她的寄生生活反而虚幻成了一幅无足轻重的苍白背景。 也许对生命的过分珍惜反而会促成生存方式的拘泥化，从而使生活附有太多的灰色将就。陈白露的死，回答的其实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人生问题：人究竟生而为什么？生是为了活还是活是为了生？曹禺自己也直接提出过这一问题：“人究竟该怎么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这个问题在《日出》中曹禺就把它着落在陈白露的身上。陈白露生活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等待，她是一个正在漂着的探求者，曹禺给她设置的“××旅馆”就是一种象征，是一个在探求生命本真，建构现代女性精神家园的途中暂栖之地的象征。然而探求在现代都市的暂时搁浅异化为一种沦落状态，而等待又成为一种不能选择的无奈选择，“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来的残忍！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陈白露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她只有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然而也许有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门声突然在深夜响了，她走去打开门，发现那来客，是那穿着黑衣服的，不做一声地走进来。她也会毫无留恋地和他同去……”，这种清醒的生命意识，跟她沦落风尘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强烈的悖论，揭示出生活的艰辛和都市人际关系的畸形，因而很好地表现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实主题。陈白露的生存两难在于一方面她提出的生活要求原本无可指责，“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人生而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这些生活的乐趣，但另一方面，这些生活享受的达成，又要遵循金八们制定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生存规则，陈白露不甘于牺牲自己的道德良知去跟金八他们成一伙，去“损不足”，那她只能牺牲自己的女性色相，“对男子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去“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于是，生活就以一种堕落、腐朽的方式呈现出来，当方达生看到陈白露的这种生活方式惊讶地瞪大了他的乡土之眼时，陈白露反而以另一种畸形的明白事理的惊讶表达了她的质询：“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眼前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惰性，腐蚀着探求者的漂泊勇气，“那穿着黑衣服”的来客最终果真敲响了生命的清脆之门。陈白露形象深刻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她对乡土回归的绝不妥协。这种义无返顾的理性底气无疑来自于子君们的以死相告。作为探求新的精神家园的途中的殉道者，回家这一条路早在1926年鲁迅创作完成《伤逝》的时候就已经被子君堵死了，陈白露非常清楚这一点，在《日出》一开头，她就宣言般地告诉方达生：“回去？回到哪儿去？你当然晓得我家里现在没有人……嫁人……在任何情形之下，我是不会嫁给你的……我不能嫁给你”。在看《日出》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的担忧，一方面希望陈白露跟着方达生走，希望那真是一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