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docVIP

(淡江大學95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高等教育經營理念與管理模式 張建邦 壹、前言 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加速國際社會不同層面問題的全球化趨勢，不論是政治、經濟、財經、管理、文化、社會或是價值、道德、心靈行為等層面，皆與全球化的概念產生彼此相關的化學作用。「全球化」轉變了知識權力的結構，也帶動高等教育體系的重整與再定位。大學原有的傳統價值與功能也需回應科技帶來的衝擊，在結構與本質上做局部或整體的改變，特別是在大學處理教育核心價值的塑造方面，更應同時兼具歷史文化的傳承、社會責任與市場需求三者的功能。 而在高等教育全球化及普及化的潮流中，現今高等教育所面臨最大的考驗已不是教育機會均等、國家化等問題，而是追求學術卓越的問題。這也使得大學認知到，他們不應只是關心存亡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加強自己的優勢，繁榮欣盛的生存發展下去(from survival to thrival)，以建立起其永續經營的堅固磐石。大學追求卓越的多面向中，成功的大學管理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最早中古世紀大學多數是由神學院發展而來的，不僅受教會統治，教育目標與宗教緊密的結合一起。十三世紀之後，雖然大學逐漸脫離教會的治理，但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力量介入大學各項學術的發展，「大學」則成為「國家之臂」。然而，在全球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的衝擊之下，高等教育逐漸由市場力量來主導人力與資源分配。此時，代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國家」，與反映大眾需求的「市場」之間，角色區隔也愈來愈曖昧不清，彼此的角力也愈趨嚴重(戴曉霞，2000)。Burton Clark (1983)就提出一個「高等教育協調三角」(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來描述高等教育(學術寡頭)—市場—國家(國家權威)之平衡三邊關係。在這種三角關係中，國家是代表社會集體意志；高等教育的學術寡頭則是由資深教授及學者所組成，透過對專業知識的掌控發揮其影響力；市場則是「消費者—學生或外界委託單位」的需求與意願。政府財務縮短與教育科技革命的發生，帶領著「非國家」(non-state)與「市場」(market)的外在力量不斷注入與投入高等教育之中，也造成「三角關係」失衡的產生，而需重整與再釐清定義(Clark, 1983)。 Chait(2002)更認為二十一世紀的高等教育受控於外在力量更甚於從前，「市場導向」的教育機制將凌駕「學術導向」的教育行政團隊，並影響最終的決策與執行。Jencks and Riesman於1968年提出 “academic revolution”一詞，來描述當時教授要求治校的情況。由於當時 「學術革命」的成功，使得教授(尤其在研究大學)的地位大為提高，治校權力大增。Chait引用這一詞，來觀察現在大學中的另一波革命。自從教授治校蔚為風潮後，大學行政人員及董事會普遍感到權力流失，另一方面，教授也紛紛抱怨對學校事務的無力感，這是由於權力已經慢慢由大學行政人員手上 「流」向企業界。因此，「校園權力的轉變既不是傾向行政部門，也非董事會，而是傾向校園外可以提供資源給予大學的人員，如學生消費者、州議員與行政官員、個人捐助者與公司企業的贊助者」(Chait, 2002)，而外在力量最後並非使得擁有學術專業的教授團失去權力，而是迫使整所大學失去了控制，並使市場的統治者控制了大學。 綜而括之，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特徵可歸納為下列幾點：(一)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界線趨於模糊；(二)政府權力下放政策鬆綁，其它民間社會的角色日趨重要；(三)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所扮演的角色增強；(四)私人企業的營運方式被運用在高等教育的管理。 二十世紀末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活絡了保守的大學系統，但也導致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前校長Charles Vest所說的「擴張過度、失焦、壓力過多、經費不足」許多令人憂心的現象(引自Clark, 2002)。而這些問題將會被各種現代需求(modern imperatives)如學生入學的需求、人力市場的需求、政府及企業界尋求學術研究的需求，尤其是知識爆發後及網路教學帶來的需求，刺激得更加劇烈。因此，高等教育現即面臨一個兩難的困境：需求太多，大學反應不及。經費拮据加上組織的僵化，使得各大學無法消化這些排山倒海而來的需求，不知如何改變或重整本身的組織文化與管理來因應這些變化。 Clark(2002)研究五所歐洲大學的組織文化與架構，並歸納出五項可以幫助大學舒緩需求過量(demand overload)之困境的方式： 強化的領導中心－可以是集權式或分權式，可以是一個人或是一群人，它職掌大學重要決策的形成與執行，經常性地含括組織中從上到下的成員來參與，組織最基層單位也佔有極大的份量。 強化的周邊組織－建立一個在傳統結構之下規模較大、較複雜的周邊組織，能打破傳統科系界線，結合不同領域的力量來與外界團體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