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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公共形象:一个现代性问题秦德君(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200030)摘要: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公共事务,出现了公共权力以后,就有了一个公共权威“公共形象”的问题,但只是到了“现代性”的背景下,这种“公共形象”才具有了更为深广的理性内容。传媒网络构建了新社会形态,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强大的传媒系统(包括技术、话语、意识、方式等),一方面,主导着政府的政治与行政过程;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影响甚至干预着现代领袖群体的行为方式。公共形象的“抽象”意义、“人格”意义、“伦理”意义,表现为形象所包蕴的伦理性和评价性。领导者公共形象如果被视为非正义的话,那么必然危及政治合法性,撼动统治和领导的政治基础。关键词:现代性;公共形象;传媒政治时代;传媒与行政输出中图分类号:D630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681(2005)06-0089-03作者简介:秦德君,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政治学博士、副研究员,上海市委办公厅。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进入了一个公共人物主宰社会事件和对社会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时代。一个重要的表征是,公共舞台上的领导者群体,与传播领域的关系日益紧密,公共性的行政传播的影响力和辐射强度,正在日益地增大。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现代性”(Modernity)问题。虽然,传播是人类生命本质的显现,传播现象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传播在高层次上进行交际的能力,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1(P4)但是公共权威的媒介形象,以及旨在让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威增加认识、接纳以及接受其劝服的领导者公共形象的行政传播,则是进入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后,才成为必要话题的。的确,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公共事务,出现了公共权力以后,就有了一个公共权威“公共形象”的问题,但只是到了“现代性”的背景下,这种“公共形象”才具有了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意义,才具有了更为深广的理性内容。19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20世纪更为集中表现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传媒网络构建了新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一个传播意义上的“地球村”,在人类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存在于其他时空中,但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P569)基础。2作为现代“文明国家”基础的发达传媒技术和传媒体系的快速发展,3(P26)国家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于是,公共权威、政党领袖、政府首脑以及各种层面的领导者们,成为社会事件的主角。领导者群体在不断地创造和改变着公共政治的环境,改变着“争论的话题”(TermofDebate)(P3)他们和“行动条件”(ConditionsofManeuver),4对国家政治、对公民生活以及社会运行方式的影响在不断加大。以至于今天人们可以用“领袖政治”、“总统政治”、“领导者行政”这样的话语,来描述我们所处时代的一种特征。今天,技术统治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彻底改变。技术将事物和自然加以物质化、功能化和齐一化,抽象了事物真实性、丰富性和实体性,使事物成为单纯的可供人计算的影子和格式,从而也使事物不再能够成为汇集人性和深思的容器。技术制造了人与世界的主客二元对立,通过技术,人得以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事物和存在中,对一切物事做出强迫性命令和统治。收稿日期:2005-06-13·89·秦德君:领导者公共形象:一个现代性问题重要的是,技术统治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秩序。“现代性”社会是一个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合理化”官僚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本身包含着一种“支配”理性,“技术理性”正在变为统治理性。5而在这种技术统治和技术理性中,现代传媒技术及其构成的体系,无疑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它标志着人类所能达到的技术对社会干预力的高度。无疑,今天我们可以将传媒技术及其系统,看作是现代技术理性的表达者和阐释者。在报纸、无线电等传播工具和方式诞生之前,人类是通过人力信使、畜力信使或机械交通工具信使等方式进行传播和联系的。电子媒介出现后,使信息的传播速度有了彻底改观。国际间信息传播的速度,不再以天数和小时来衡量,而是以分和秒来计算。各大新闻媒体的驻外记者,遍布全球各地,每处地方的信息,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在瞬间传送到每一个受众的终点上。这使当代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日千里的时代。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央机构,控制着主权范围内的整体媒介环境;国家的媒介体系———电讯服务、大众流行报刊、广播电视网等伴随着大众产品和消费组织一同发展起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建构了全球化的媒介系统,并控制着信息资源和娱乐市场的分配,进而重构着人类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