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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刊数字传播转型的认知起点和可能的实践路径
中国期刊数字传播转型的认知起点和可能的实践路径
李频
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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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期刊和数字期刊是人类工业文明时代和数字传播时代两类不同的信息与知识传播媒体,各有不同的核心技术、媒介特征。和期刊不同,包括数字期刊在内的数字传播以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移动技术为核心,摆脱了对出版物生产、流通的依赖与被钳制,传播周期在时间维度上极度压缩,而读者对象和范围则又在空间维度上无限放大,因而带来了传播过程、传播对象的泛时间性、泛空间性以及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这种由核心技术引致的不同媒介、不同传播方式及其效果差异,是中国期刊数字传播转型的认知起点。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交汇将是中国期刊数字传播转型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期刊出版; 数字传播; 媒介融合; 传播转型; 知识社区;
如何总体地、理论地解释中国期刊数字化转型的起点、目标设定与变迁过程,是摆在期刊业界同仁面前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命题。中国期刊要更快更有力更有效地实现向数字传播的全面转型,对期刊出版转型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是切要而必须的。
一、认知起点:期刊出版与数字传播是两类不同的信息与知识传播活动
媒介融合是当今世界传媒业的通用词汇,东西方国家不同的媒介治理方式、不同的媒介管理体制,赋予媒介融合以不同的地域性理论内涵。对于中国传媒业来说,最应该担忧和警惕的是,期刊人沉浸在媒介融合的想象中,而忽视了互联网传播革命的逻辑以及可能的颠覆性打击。
媒介融合的本质是互联网革命,数字期刊是期刊业界“+互联网”的幻象。中国期刊业要从媒介融合的外在表象中认识其内在逻辑:传播技术从机械化印刷复制技术发展到数字化通讯技术引致并最终决定了从期刊出版到数字传播的转型。因而,在传播学理上正确理解期刊出版和数字传播的差异,是期刊出版数字传播转型的认知起点。
期刊是人类在工业文明时期信息和知识传播的媒介。它以纸张和机械印刷复制技术为核心技术,期刊传播活动借助于期刊出版物的生产、流通而实施完成,信息流与物流合一,物流所及即为期刊传播区域,其传播特征鲜明而集中地表现为:出版(传播)时间的定期性、读者对象的稳定性,传播效果的相对确定性等。
包括目前通常所说数字期刊在内的数字传播以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移动技术为核心,摆脱了对出版物生产、流通的依赖与被钳制,传播周期在时间维度上极度压缩,而读者对象和范围则又在空间维度上无限放大,因而带来了传播过程、传播对象的泛时间性、泛空间性以及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
从这一认知起点出发,中国期刊业要从期刊出版到数字传播的转型来认知媒介融合并规划其步武,包括媒介管理部门在内的期刊界要严肃面对从期刊出版到数字传播转型的革命性内涵:
第一,“数字期刊”的命名混淆两个时代两类媒介的本质区别,应该扬弃。
近十年来期刊出版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错失了数字技术进步为期刊转型创造的殊为难得的发展机遇。这固然有政府引导乏力等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但是,以“数字期刊”称谓为代表的认识错位、转型创新意识模糊应该说是其中关键原因之一。当下的期刊业界依然有不少人士以既有的期刊为理论视角看待数字传播,因而抹杀期刊和数字传播的本质差异,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从期刊出发的“+互联网”的认知方式,以为“数字”修饰“期刊”,就可以期盼一偏一正,“数字”会维护“期刊”的正统性,助推“期刊”在固有轨道上更好更快发展。其实大谬不然。
如果硬要说数字传播是数字期刊,更应该这样认为,数字传播是内容和刊期都达到和接近极致的期刊。就期刊的杂志化内容而言,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乃至全媒体,因而数字传播将期刊内容之“杂”拓展到极致。就刊期而言,数字传播最快可以以秒、微秒为单位,将期刊刊期缩短到极致,使哪怕最佳的刊期周刊也不再具有媒介竞争意义。数字传播相对期刊出版而言,传播速度和空间范围接近极致。理解数字传播,首先要有极致传播力的概念,并以之为视角和方法。
因此,中国期刊出版的数字传播转型要从清晰把握“互联网+”的深刻内涵开始。中国期刊业不可因人类传播媒介叠加、共存而忽略了媒介之间的本质差异,更不要让未加深思熟虑的模糊概念迷惑了本该远望的双眼。“+互联网”即为典型的“后视镜主义”的思维方式,根据传统媒介来定义新兴的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传媒革命,因而低估了后者的潜能和前景,也错失了期刊出版转型的最佳机遇期。正像城市广场旁高耸的钟楼是工业文明的象征,期刊也是工业文明文化传播的经典性遗存。而传统媒体正设法融入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是信息社会的新结构方式。期刊业界需要彻底转换思维方式,摒弃“+互联网”,高度认同“互联网+”,以互联网为本位为理论方法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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