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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实践 ——以艾滋病预防干预为例 王 昕 摘要：本文从“公权力”与“私权利”之争出发，以艾滋病预防干预中的“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实 践为例，重点呈现了“公共卫生”这一外生的概念及相关社会设置是如何在我国本土语境中产生、发展的。 同时，就“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在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中的边界等伦理问题进行讨论。在分析的基础上。 指出“新公共卫生”发展趋向中的多学科合作和视野转换，能够为弥合普通人群和高危人群的割裂状态、促 进健康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健康化提供新的空间。 关键词：公共卫生艾滋病干预公权力 社会边缘群体 中图分类号：C912．6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2)05—0115—05 作者简介：王昕，女，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 师。研究方向：健康社会学、性社会学。 “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实践在不同国别、文化、社会乃至不同公共卫生事件中呈现出可以察觉 到的某些差异性，这需要我们将其具体实践方式、过程、结果纳入到更广阔的学科范围进行讨论并追 加反思。 我国的艾滋病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传染性、致死率以及暂时没有疫苗等特点之 外，其传播途径与特定行为方式的高相关性(诸如不安全的性行为、吸毒行为等)，成为艾滋病“众所 瞩目”的直接原因。同时，全球视野下的艾滋病问题，与贫困、政治经济不平等问题直接相关，引起了 有关国别的巨大讨论。 从“疾病”本身出发，艾滋病的传染性、致死率等是疾病的自然特征；然而，“疾病”从来都不是单 纯的自然现象，尤其是与特定行为相关的传染性疾病，更容易被赋予种种“隐喻”。“疾病作为社会的 符合表征，隐喻人们对于疾病的不同文化理解及其疗病的文化实践，而且这些与疾患相关的礼仪、习 俗、禁忌事实上隐含更深刻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因素。”…桑塔格指出，疾病的隐喻过程是一个双向的 映射结构：一方匝疾病被认为是难以治愈的、并危及生命；另一方面是一些丑恶的、具有道德污名的坏 事物。在“疾病”隐喻发生的过程中，客观的“疾病”与这些坏事物之间建立了某种“相似性”，并通过 道德评价、心理评判乃至政治压迫进行强化心J。 艾滋病的“疾病”隐喻，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道德隐喻指向。在艾滋病出现之前，人们自信于灾 难性的传染病已然一去不复返。所以，当艾滋病出现时，它与偏离行为、道德判断之间呈现出密切的 疾病归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艾滋病的“疾病”隐喻，也导致了社会中的“他者化”倾向。正如桑塔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2011GN003)阶段性成果。 115 格所说，这种“他者化”除了指向因患某种疾病的病人被视为“他者”之外，还包括一种使歧视和敌对 状态合法化的修辞。这也就是为什么艾滋病不仅仅是流行病问题、公共卫生问题，而且也是文化问 题、社会问题。 面对艾滋病快速传播的现状，我国政府已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控制的重大疾病之一。《艾滋病防 治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制定，明确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具体目标，呈现出“全民初级预 防、高危群体重点干预”的工作模式，即面向全民进行健康教育，提高广大民众对艾滋病的警觉性及 自我保护能力；同时，针对性工作者、吸毒者人群等艾滋病高危群体(high—risk 对性的预防干预工作。这种针对普通人群(general 康教育和行为干预为工作重点。从内在逻辑上讲，面对艾滋病问题，“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实践的 核心目标是：减少乃至阻断艾滋病从高危群体向普遍人群传播的可能性。这其中，就必然存在“公权 利”／“私权利”、中一5,／边缘、多数／少数等一系列看似是排序方式实则为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问题。 一、“公权力”与“私权利：永恒之争 权利与权力，乃构架人类社会制度之脊梁¨J。 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确立的基础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从概念上讲，公 权力是指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公共团体及其负责人在职务上的权力。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公权 力理解为国家权力，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基于公共利益享有或行使的职务上的权力。私 权利是指以满足个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