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世纪后半期经济发展类型及其政治基础.pptVIP

第二讲：中国二十世纪后半期经济发展类型及其政治基础（下） 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在前现代社会，营利性经济理性受到各种超经济理性的严重限制，或者后者完全支配了前者： 波兰尼：再分配经济 斯科特：道义经济 德国历史学派：庄宅经济 部落经济或社区经济 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的独立性受到普遍认可，甚至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 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韦伯的观点： 从经济领域来说，现代性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市场和营利性经济的扩张，更根本的特征在于现代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确立，区别于前现代的投机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和政治资本主义 从政治领域来说，现代社会确立了一种新的代表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一种新的正当性支配类型的混合（卡理斯玛和法理型） 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韦伯的观点： 现代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确立不仅根源于现代企业的理性组织，而且还受益于现代法理型支配所提供的组织环境的确定性 西方现代社会的代表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为为实现其它超经济的价值理性提供了可能 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因此，在现代社会，国家与经济关系需要面对两个突出的现代问题： 国家代表和管理制度能否降低现代经济秩序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国家代表和管理制度在协调各种复杂的利益冲突上扮演了什么角色 当然，在现代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其它的降低不确定性和协调利益冲突的制度安排，国家制度只是这些制度之一，并且通常不能独立发挥作用。但是，从发展的现实来看，在解决这两个突出的现代问题上，国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发展类型－西方代表和行政管理制度 总统和议会选举制（代表和决策） 科层化的行政管理体系（执行） 独立的法律监督体系（监督）。 通常被当作非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阶段。 一种成功的合法化的支配类型：这种代表和行政管理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见西方政治学中有关精英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和社会运动的讨论。对各种经济影响制度的讨论）。 发展类型－东亚开发型国家的代表和行政管理制度 应该关注的制度安排是：在决策过程中，收集信息和协调利益冲突的方式；在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制度。日本，韩国和台湾在决策（代表和协调）和监督制度上都并不相同。如日本的决策和协调制度。在提供中小企业的制度性联系，在提供中小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开发上，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不能用简单的权威主义论之。 发展类型－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 代表制度：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信息收集和处理上，统计局的制度设计（行政级别和独立性，技术和物质设施，人员）；部门之间的讨价还价在很大程度上以统计局核对和处理的数据为基础； 执行和监督制度：物质基础（下级对上级的高度依赖）；NomenKlatura 制度（党制）； 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检查机构？ 什么是党制（NomenKlatura）？ 共产党体制下的党—政关系，是共产党体制下最根本的监督制度。党声称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党组织将执行权和部分决策权委托给政府（代理人），党对政府干部进行监督 苏联的NomenKlatura系统：列在某一党组织下，由该党组织直接任命或监控的干部名称表 党成立独立的组织系统从事这种监督工作。档案管理，秘密审察。由非专业，长期担任党务工作的人担任。类似中国的组织部。一般认为政治标准在干部选拔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的代表和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前的政治制度遗产： 与苏联以部门为主要利益群体的政治代表和冲突格局不同，中国的官僚体系冲突更加的分裂。首先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经济去中心化和解散中央部委，严重的削弱了正在建设中的部门垂直领导，形成了从总体上来说部门和地方平级双重领导的局面（省和部委主要领导行政级别平行）。但是在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地方级别（省，地方，市和县）力量强弱又有历史差异 中国的代表和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前的政治制度遗产： 中央没有连续的和系统地方统计数据。中国统计局的制度设计。信息的严重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当部门之间及部门和地方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讨价还价的程度。增加了利益协调的难度。同样，部分由于信息严重缺失，各种政策常常只具有指导性和纲领性内容，缺乏具体性，使得变通和讨价还价在政策执行中继续。中国讨价还价的制度特点。政策的不连贯性 中国的代表和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前的政治制度遗产： 到改革前，干部考核和提拔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很低。派系严重。 中国的NomenKlatura系统—特点，演变： 1950s—1980年以前 1950年代干部管理系统发展，包括官职等级，档案制度，评估制度，高度中心化 1960年代中期，中央组织部解散，群众运动和干部清洗—去制度化 中国的NomenKlatura系统—特点，演变： 特点和遗产： 中央领导人的继替未制度化 省局级干部的继替同样未制度化 基层党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