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功利主义、结果论与道德权利.docVIP

行为-功利主义、后果论与道德权利 R.G.傅瑞/文 杨帆/译 对道德权利的诉求很多。在今日美国，一个接一个的利益群体已经发现它所追求的东西就是权利本身。因而，妇女权利，儿童权利，福利权利，同性恋权利，动物权利，环境权利以及许多其他权利已经出现在生活舞台之上。人权宣言已经变得普通，现在像最低收入、工作和居住这些事情被广泛地转化为我们的权利之一。这样的宣言现在经常被用来帮助特定的群体：为了反对某种立法，同性恋者们现在呼吁一些性表达的自由；政治保守派为了提供有利于祈祷的再次采用进入公立学校的理由则正在呼吁一些人权，例如宗教自由；那些想要看到为了第三世界人民采取更多措施的人们现在经常呼吁那些人民的道德权利或者人权，而这却与我们的利益相左，会影响到我们的收入和食品供给。 即使那些最令人称道的权利，理论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它们只不过是各个利益集团争相将自己的需求转化为权利，以便满足他们更多的需求，并将对手置于不利之境的需要。当然，对于权利的怀疑论者来说，权利要求的泛滥只会加强他们对于权利的怀疑，加强我们对如何区分真实权利与虚假权利的怀疑，加强对以权利方式来讨论道德和社会事务之有效性的怀疑。 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的是，现今对于道德权利的称颂已经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于行为-功利主义的反对。因为行为-功利主义与这些权利明显地不相容，随着这些权利在数量上的极大增加以及它们在现今道德、法律、社会理论方面所逐渐占据的显著位置，行为-功利主义已经不再受欢迎。 当然，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领域。甚至就在最近，先是责任，然后是规则，然后是绝对的禁止已经被看作是对行为-功利主义的放逐的工具，而道德权利显然是最后的，也是当下最时髦的这个角色的替代者。看上去似乎存在着一种摆脱行为功利主义的迫切需要，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所有变化的东西都是确切不疑的致命工具。 面对广泛的对所谓道德权利的依赖，行为功利主义者们还没有就如何应付那些权利做出一致的回应；我想要在这里讨论的正是这种回应的不一致以及针对一种分裂的道德理论的运动。 一、 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以道德权利为基础而拒绝行为功利主义的主张如下：（1）存在着一些根本的个人道德权利，这些道德权利对于个人保护而言是必要的；（2）行为功利主义与这些权利不相容；（3）因而，行为功利主义要么是一种不充分的一般的道德理论，要么在更弱的意义上是一种比那种能够与这些权利相调和的道德理论相比而言并不充分的道德理论。这一主张显然是围绕着一些所谓的具体权利而通过公式（1）和（2）形成的，例如生存权，或者自决权，再或者平等的关爱和尊重的权利。 根据是否是（2）或（1）推论出行为功利主义者的反击，我们能够区分两种一般的行为功利主义者对这一主张的答复。前者我将称之为密尔意义上的回答，后者我将称之为边沁意义上的回答。 密尔的主旨 本质上这是一种旨在修正和调和的精神，在现今的语境中，这种精神采取了一种努力为个人道德权利体系在功利方面奠定基础的形式，以及提供一种道德权利的功利理论的形式。然而，以上主张结果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2）结果证明并不是真的；行为功利主义不能够把个人道德权利纳入他们的理论体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边沁的主旨 这是一种对道德权利怀有敌意和怀疑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边沁对待自然权利以及他的著作中任何接近密尔的《功利主义》第五章毫不理会的法律著作部分。在这一文本中，敌意和怀疑主义态度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例如，在我自己的著作中他们采取的一种形式是对这个或者那个道德权利要求的攻击。 我不否认存在着一些，比如说，合法的或者更加基本的制度性的权利；然而如果一个人想要坚持这种法律的或者社会的制度基本上是，或许典型地被认为具有道德色彩，那么我将会很乐意地把这些制度性的权利当作道德权利。但是这并不是当今典型的权利理论家们在写到根本的个人道德权利之时心中所想的那些东西。这不是说，生存权或者自主权或者平等的关爱和尊敬不被他们当作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性权利。而是说，权利理论家们所说的根本权利没有成为或者超出了这种或者那种制度的存在；相反，它们早在诸如此类的制度之前就存在了，并且服务于对我们将会拥有的制度的限制而存在。在宽泛的意义上，即在坚持认为存在前制度性的道德权利的意义上，这样的理论家们是自然权利理论家。然而，他们并不全是狭义上的自然权利理论家，由于他们并不都给出一种他们根据人的自然本性所提出的权利的基础的说明。例如，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这一点就是唐纳德·德沃金所持立场的原则，其立场是我们对平等的关爱和尊重的绝对根本的权利并不是通过共同体决定，社会实践，或者公共立法而成为现实存在，以及幸存于相反的决定、实践、立法和裁决。的确，它制约我们的决定，实践和立法。但是他没有在人性中为这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