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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矿工父子的30年人生 □ 崔锡宝 15年前，我在“脱离农村，享受北京市户口，吃商品粮”的诱惑下，毅然告别在民政局做临时推销员的生活，来到木城涧煤矿（当时的大台矿），接替父亲的班，做了一名煤矿工人。 寻着父辈们走过的酸甜苦辣，耳濡目染矿区发生的一切，眼见得街边的乱石堆砌的屋子被整齐的砖瓦房取代，办公楼、职工公寓楼、家属楼如雨后春笋般地林立在群山之间，矿区变化如此之大，另人感慨。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我己是而立之年，过去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但惟一没有改变的就是我和父亲的矿工身份。 父亲的酸甜苦辣 自己还是孩童时，心头总有两个想法，一是盼望过年，可以穿新衣服，得到压岁钱；二是盼望着来矿区看爸爸，我喜欢趴在父亲的肩头，享受浓浓的亲情。 坐上开往北京的“快”车，辗转一天后，赶在太阳落山时，我和妈妈来到了矿区。外面下着大雪，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农闲时节，是探亲的最好机会。 父亲住的石砌房子座落在北坡的半山腰处，虽说不是很大，但住着很温暖，炉火很旺，炉火不时爆出的煤灰，飘荡在屋子里，把火盖儿盖上，父亲洒了些水在地上，屋内空气清新了许多。因为我们的到来，父亲还打了酒，买了牛肉，炒了菜，那天晚上，我吃得特别香。“好久没有抹小馋嘴了”，妈妈说。 父亲用筷子沾了酒送到我嘴里，看着我辣的呲牙咧嘴的样子，父母笑得合不拢嘴。屋门忽然被大风刮开，吹起风筒布做的门帘子，屋内空气一下子冷了许多。“爸爸！冷啊！赶紧关门”。父亲用木棍把门顶了又顶，嘻嘻笑道：“没事了，这会儿可结实了”。尽管这样，风还是无孔不入，门上坎处的煤尘还是被吹下来，悉悉簌簌落在地上。 晚饭后，家里来了好多父亲的同事，父辈们见我淘气的样子，非要看我是不是真的男娃，不然要当我是女娃。无耐之下，只好褪下棉裤给大家看，结果引来哄堂大笑。父辈们一边打着我的哈哈，一边抽着自己卷的大烟炮。数着父亲的粮票，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 总想看看父亲常说的井下是个什么样子，也搞不明白煤为什么会是黑色的。于是缠着母亲在井口等父亲，过来过去的人群中，看不出哪一个是父亲，那张熟悉的面孔根本就认不出来，大家是清一色的“包公”脸，只露出白白的牙齿。 忽然间，一只大手碰了一下我的胳膊，透过那张黑黝黝的笑脸，我一下子认出了是父亲。但我没勇气扑过去，他的窑衣黑亮亮的，湿露露的，补丁摞着补丁。我简直看呆了，半天没说话，我看到母亲的眼里噙着泪花。 “家有半碗粥，不到门头沟”，这是流传于当时的一句话。是说煤矿条件艰苦，与大自然打交道，不小心就会把吃饭的“家伙”丢了。难怪，当时的煤矿企业一年出几起死亡事故，很正常，现在拿来分析，如果这样只有关张大吉了。 我的角色转变 本来在当地民政局谋了份临时工作，但总想找份牢靠有把握的。于是在父亲退休时，接班来到了矿区，做起了真正的煤矿工人。 凡接班来矿的，矿上非常重视，父辈们干了一辈子，新一代又接过了重担，矿上给予照顾，我被安排在了地面工作。那时，父亲住的小屋子被定为危房，拆除了。入住的职工宿舍实行标准化管理，面朝阳的宿舍是卧室，背阴的做库房，两三个人一组。 由于工资收入不高，就从河滩买回了煤油炉，找些工业用煤油或柴油，在库房做饭吃，有时还偷着使用电炉子烧饭，矿上也安排人员进行检查，但总是你来了我退，你走了我再来。 说实话，当时的工资养自己还行，养家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和妻子两地分居，两三个月跑一次家，非常辛苦，还要抚养嗷嗷待补的孩子，那种痛苦无法言表。那时，我也真正理解了父亲。 每次回家，总是想办法干些零工，贴补家用。遇到农忙时，还要帮家里收麦打场，铲地除草，喷药施肥。弄得两边跑两头忙，总得不到休息，结果大病一场，半个月没缓过神来。 1997年至1998年间，煤炭市场一度疲软，市场成为卖方市场，煤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举步为艰。那段日子，一个月下来，只有二三百块钱的收入，减人提效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身边的好多朋友、同事相继离开，有的是被减下来的，有是的受不了当时的窘境离开的。当时我总有一个想法：国家能源，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困难应该是暂时的，坚持一下就会过去的，结果我坚持了下来，努力工作着，一直到现在。 说实话，那段光景，确实太难了。那段日子，母亲又患了肾结石，刚开始在农村治疗，先是被误诊为感冒。后来又按胃溃疡治疗，结果转到保定市医院时，才被确诊。但由于用药种类过多，普通用药无济于事，做细菌培植后，才确定两种用药，但价格昂贵，数目可观，需要三万多元哪！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偌大一个数字，太难了。幸好结交了一帮朋友、好哥们，在我困难的时候，大家给我凑钱，煤矿工人那挚热的情怀深深感动着我。 那段时子，大家最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