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空出世的海角七号.docVIP

横空出世的海角七号 　　一部小成本文艺片《海角七号》，却在台湾票房直超《赤壁》、《色?戒》，甚至被当作台湾电影复苏的希望。 　　 　　2007年杨德昌的过世，让喜欢台湾电影的人一片迷茫。不知道台湾电影的风光会不会像云一样飘走。上世纪80年代，有杨德昌、侯孝贤，还有摄影师杜可风，他们组成了台湾电影“最好的时光”。而今，杜可风成了王家卫的专属台作人，杨德昌也走了。很多人觉得，曾经的美好，或许永不会回返。 　　去年秋天，新晋导演魏德圣的处女作《海角七号》，给台湾电影带来了一丝希望。一部小制作，却成为台湾60年来最卖座的华语电影，超过了《色?戒》与《赤壁》。另外，它在台北电影节、韩国釜山电影节、夏威夷影展上也都有所收获，并将代表台湾角逐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侯孝贤在看过“海角”后曾感慨说：“如此真诚的影片若不卖座，台湾电影的未来真不知在哪里了。” 　　 　　不批判，小讽刺，不怜悯 　　 　　20多年前，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霓虹灯”，而《海角七号》则以男主角阿嘉的那句“我操你妈的台北”开始了。二者问，是种类似的情绪宣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深，从而导致了人心的压抑与迷茫， 　　“海角”的故事很简单：失意的乐队主唱阿嘉(范逸臣饰)从台北回到家乡――台南小镇恒春，做起了兼职邮差。一个写着“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的邮包，因为地名已不存在，被他随便丢到床下。来台湾发展的日本少女友子(田中干绘饰)被派到恒春任公关联络，负责协调日本巨星中孝介的恒春演唱会。 　　在乡代会主席(马如龙饰)极力争取下，以阿嘉为首的几个乌合之众临时组团为演唱会暖场。练习过程中，友子与阿嘉不打不相识，渐生情愫。友子在阿嘉房中偶然发观了寄到海角七号的信，发现那是60多年前台湾光复时一位日本老师被迫遣返，不敢向他暗恋的台湾学生示爱，在去世前写下的7封情书，由他女儿按日据时代旧地址寄来台湾。友子和阿嘉决心将信送到老妇手上，而本不被看好的临时乐团也在演唱会上奇迹般地一鸣惊人。 　　导演魏德圣在拍片之初，想法并不宏大。他说，只想给观众讲个好故事，收回成本，再闯点小名声，就满足了。虽跟随杨德昌多年，一直做他副手，但魏德圣说，自己做电影，顶多算个新人。 　　正是这种心态，让魏德圣拍片秉承了杨、候的文艺气质，但相对而言却更大众化，调子也很欢快，他站在平民的视角，朴实地歌颂着台湾的小人物，对白生活化，还时不时加些幽默桥段。他灵活地运用方言，去除了观众既熟悉又害怕的台湾腔。 　　他没有以艺术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俯视众生的悲惨和困苦，他说，自己没到那个高度。他只是把原原本本的生活，以他的视角拍给你看，精华、糟粕，全盘托出――“生活中，它们本就是一体的。”他不批判，不讽刺，也不怜悯，而只是“同情”――同其所情，感同身受。因此，他的片子不苍凉，不酷烈，而是带着真诚与温暖。 　　他会借助片中人物，娓娓道来：生命就是在寻常的日日夜夜间，一点点，一涓涓，流走的。抑郁与欢愉，人惭共有，只看你怎么选。这种基调，就像他的影片：平易，简单，所有人都能看。但是，有些人却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海角七号》从始至终，没一句让你顿彻顿悟的哲理。而你在看过之后，却会多了些风从云，影随形，花树自开水自流的平和与释然。 　　魏德圣的平民情怀与积极心态，多少和他的经历、性格有关。今年40岁的他，被台湾媒体称作“傻子导演”。为了拍片，总是到处借钱，却很少借来。拍摄“海角”前，他原本打算用2000万美金，拍一部名为《塞得克巴莱》的大制作。他自掏腰包250万台币，拍了5分钟样片，只为向投资人证明：他是有能力的。只可惜，没人信。 　　无奈之下，魏德圣拍了小成本的《海角七号》，当作投石问路的一张名片。拍片的5000万台币中。台湾政府给了500万辅导金。剩下的，他背着妻子把房子拿去贷款，弄到了1500万。其他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那时，他的朋友接他电话，一定是：“有没有200万?100万也行。”魏德圣说，自己就是在赌，输了，大不了慢慢还。 　　 　　红得莫名其妙 　　 　　魏德圣觉得，自己其实挺幸运。台湾民众给了“海角”将近100分的好成绩。但他清楚得很，其中有50分，靠的是运气。“今年的台湾，正处于政治混乱和经济不景气的低荡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遗憾与苦闷，无从排遣。《海角七号》来的恰逢其时，它刚好传达了‘追求梦想永不放弃’的精神，自然成了人们情感宣泄的出口。某种程度上，就像当年林志玲的爆红，红得莫名其妙。 　　片中角色乐队主唱阿嘉。一身理想，可越朝目标努力，就越会被理想狠狠羞辱，他甚至想要放弃；老邮递员茂伯，弹得一手好月琴却一辈子没上过舞台；米酒推销员马拉桑，每天面对歧视，却仍奔波不停。他们就是你身边的某个人，或者就是你自己。因为认同，所以有了共鸣。而片中那些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