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历史 历史的记忆.docVIP

记忆的历史 历史的记忆 　　20世纪正在我们脚下一步一步离去。回首百年，如果没有摄影和照片，我们对中国的变迁，对这段历史，我们还能记起些什么？这似乎既涉及了一个记忆问题，又涉及了责任问题，同时，这也是我们看照片继而看摄影时始终都会遇到的问题。 　　 　　一 　　 　　摄影注定了我们无法回避历史。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建设热情空前高涨，这从那个时期的摄影和大型报道摄影期刊《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以及为纪念建国10周年出版的《中国》大型画册中就能一目了然。《母亲的愤怒》（葛力群摄）、《斗地主》（齐观山摄）、《烧地契》（时盘棋摄，原载《中国摄影》）、《在文化馆中学习建设新中国有用知识的农村妇女》（原载《人民画报》）、《在结婚登记处》（李仲魁摄，原载《大众摄影》）、《人民公社社员领工资》（刘保禄摄，原载《大众摄影》）、《一个纺织女工的家庭》（原载《中国摄影》）等就是当时的代表作品。人们脸上露出的一水儿的神情――激动、兴奋、欣喜……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当家作主的神情，无疑我们的摄影师是敏感地抓住了这种神情的！ 　　这也是时代对摄影师的要求，摄影师的任何主体性需要完全让位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摄影师的任何艺术性追求也完全服务于赞美和表现这个火热的时代生活的需要。无疑，这样的摄影活动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主流摄影的主体！它最集中地体现了当时摄影强调宣传作用的单功能化特点。且不论它们是否有个性、是抓拍还是摆拍、是虚假还是真实，统统都不影响它们成为那个最具象征意义的特殊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与事，（包括摄影本身）被大量视觉影像化地记录与传播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并作为历史的记忆而具有无法比拟的历史与文献价值。 　　6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革时期的摄影，不仅摄影师的主体性没有得以建立，相反，摄影的单功能化趋势进一步发展，摄影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确立，摄影师甚至可以随意地根据主体思想的需要摆布和干预被摄对象的形态、情态！或者直接成为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党派政治、路线斗争的御用工具！这个时期的摄影展现的是一个疯狂躁动、激情迷惘又大红大紫、轰轰烈烈的时代，所有的主题和意义都是革命与专政。这既是那段历史的重要现实，也是摄影师在当时的全部生命意义所在。 　　客观地说，建国初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政治运动最最频繁的时期，中国摄影师经历和报道了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学习苏联，又经历和报道了“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他们比常人更多地目睹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经济建设的高潮迭起、风云变幻，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敏感要求他们面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不加思辨地沿着领导指示的方向在思想路线上行进，他们个人的价值和存在、理解与判断、话语和表达的权利，几乎完全让位于国家和时代政治生活的需要。因此，今天的人们已无追究他们责任的必要。但是我们讨论记忆就不得不讨论责任，“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缺少一项，怎么思考另一项？”（雅克?德里达语） 　　 　　二 　　 　　那么，为何50年代有些人明知钢铁不可能通过砸锅锤盆来冶炼和提高产量，却硬要以遍地的土“高炉”来预示无法见证的钢坯及其产量？明知一亩地最多能产多少斤粮食，却偏要为早稻亩产放卫星树碑立传？这一系列捏着鼻子蒙着眼睛的摄影“壮举”所传播的虚假繁荣使一个疯狂的时代更加疯狂，客观上起了毒化社会毒化时代的作用，对上至政治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视觉与思想上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如大家熟知的《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用四个儿童站在稻穗上跳跃动，以显示早稻的丰产。显然，作者的目的达到了，早稻亩产36956斤的“卫星”放出去了并有了“成功”的创作经验。然而，儿童作为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这一事实曾几何时被人们认真考虑过？当他们成年之后，当他们了解这类照片的用意和策略之后的感受，你是否曾经思考过？对社会对这些儿童对你要传达的信息乃至对记忆对历史将会产生的影响，你是否曾经想过？我们的摄影师负有怎样的责任？ 　　让我们再来看看“文革”时期的摄影。那个时期社会的突出特点是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一切都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凡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一定会对此记忆犹新！试问任何一位在“文革”期间能拍到大量批斗“走资派”等照片的摄影师，在那个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非常时期，在一个两营对垒你死我活的特殊年代，你当时是以什么面目(身份、派别、立场……)出现的？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是倒“皇”还是保“皇”)？以怎样的心态(关心谁？观点如何)？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宣传的是什么思想？ 　　好在那些荒谬的日子并不久远，参与荒谬和被荒谬过一把的人大有人在，即使受虐的人们可以原谅施虐者，但历史不会忘记这种政治路线走向给这个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每忆于此，历史至多只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