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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物化(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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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物化
叶开,上海作家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09年第1期
教育 2010-12-16 08:52:00
【一 鲜花作为一种植物以及拥有的物性】
教师与学生的之间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园丁与鲜花。
这个比喻,蕴涵了语文教育几乎所有秘密。
在长期的反复使用之后,这个比喻已经变成了隐喻:学生被“物化”了——他们是“鲜花”,而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鲜花是一种草本植物,外表漂亮,根茎脆弱,经不起狂风暴雨的摧残。鲜花虽然令人愉快,只能摆设观赏,缺乏实用价值。在贫困年代,很少人会想到鲜花有什么用处。鲜花,本质上只拥有审美特性。它们能给人带来愉悦,表现出一种浮面的美。通常来说,它们并无内在价值——食用、药用,像粮食那样果腹,像药物那样治病——因此给人一种“无用”的联想。
鲜花如果不再美丽,不再散发香气,就缺乏存在的意义,有沦落为杂草的危险。
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植物,杂草也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在“花园”里——这是“园丁”和“鲜花”的天地,他们彼此构成一个排他的世界:除了他们双方,其他任何的事物都没有存在的价值——,杂草却因为鲜花的审美外缘过分庞大,远远超过了杂草自身的生存,因此,杂草就毫无用处,会被“园丁”强行拔除。
从生存能力来看,杂草比鲜花强。“园丁”不警惕地进行维护和弹压,鲜花就会遭到杂草的围攻,失去生存空间——鲜花与杂草,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生存价值:生命力脆弱的事物反而拥有更高的价值。在这里,价值的评估标准,形成了对生命力的一种巨大的压制:制订“花园”管理标准的园丁只喜欢美丽脆弱的鲜花,而讨厌丑陋顽强的杂草。
在审美的意义上,鲜花占了上风,然而在生存的能力上,它们却失去优势。这样一来,美丽的鲜花就变成了一种脆弱的象征,必须在外力的保护下才能生存。
“鲜花”这个隐喻,有效地把活生生的学生形象转化成弱不禁风的植物,从而赋予了“园丁”介入他们生活的充分理由。
就这样,“园丁”就以合理的身份出现了。
“园丁”为了拯救和保护鲜花,巡视在花园里,时刻注意着要区分着鲜花和杂草,并且随时把杂草拔掉。鲜花们脆弱不堪,时刻会遭到杂草的威胁,它们不得不依赖“园丁”,把一切权利交给“园丁”,获取了自身安全的保证。
学生首先转化为一种“植物”,于是就形成了学生“物化”的效果。那些生而具有不同个性、好动好静各不相同的学生,其最为重要的人性,也因为这种“物化”而被芟除了。鲜花拥有的是物性,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才拥有人性。“物化”之后的学生,其“人性”也被“物化”成了“物性”。人性不再具有价值,因为它是“不存在”的。人性只有转化成物性后,园丁们才能进行有效价值衡量和评判。
为什么学生会转化成一种“物”,他们身上固有的“人性”也需要转化为“物性”呢?
这是这个时代的教育体系所决定的:教育不是人的教育,教育是物的教育。教育管理者和教育规则制订者,不把被教育的对象当作活生生的人,而是看成一个一个的物体。他们执著于对物体的计量,是数量和体积。例如,对于学校的评估,人们最容易感兴趣的就是这所学校的校园建设、校舍建筑总面积、教师数量以及学生的数量。人们还会关心这所学校考试成绩的总体排名,关心这所学校学生参加各种知识竞赛的成绩,关心历届毕业生的升学率,关心学校里是不是出现考试状元。等等,都是具体的数字。这种评估模式,是量化模式。量化之后,具体的人就变成了抽象的人,具体的人性就变成了物性。
这种计量模式,最后就彻底抽象成了数字。从中小学到大学,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他们十几年的受教育生涯,只剩下每一年期末考试的成绩:一串阿拉伯数字所呈现的分数。
分数成为决定一切的首要条件,这也是学生“物化”的最本质现象。通过“分数”联结到教师身上,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就“数字”化了。教师与学生之间,本来应该拥有的人性化情感因素,也完全地被“物化”。
在这个具体的“物化”过程中,教师每日上班下班,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工资报酬。他们面对的学生,就如同园丁面对鲜花,机床工人面对零件,面点师面对蛋糕。学生的产品化,是教师与学生关系“物化”的最具体表现。
作为隐喻,园丁管理下的鲜花们,需要的只是对风雨的遮蔽和对肥料的吸收,至于他们的具体特性,因为它们是“植物”,所以无需特别关照。在当代教育体系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物与物”的“物化”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人性化”关系。
【二 教师形象的低智化倾向】
把教师比喻成“园丁”,是一种蓄意的“矮化”和“反智化”。
就像把繁体字的“太陽昇起“的“昇”简化为“一升米”的“升”,把繁体“戰鬥”的“鬥”简化为“一斗米”的“斗”一样,把教师比喻成“园丁”,意味着知识阶层的教师群体,被贬抑成了农民阶级,他们的教学活动跟下地耕作完全等同,他们的价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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