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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种排除非法证据之理由的追问 孙远 时下，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必要性已毋庸置疑。但是究竟为什么要将某些证据贴 上一个“非法”的标签而加以排除，却很少有人深究。似乎之所以要排除证据，就是因为该证据在 性质上是非法的——因为“非法”所以“排除”，仅此而已。但是从逻辑上看，证据非法与证据排除 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因为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是为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依据，证据是否非法对 这一作用的发挥并不产生任何影响。为什么要排除非法证据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过程中一 个无法绕开的基本理论问题。美国最高法院在制定这一规则之后，针对社会各界的批评，先后抛出过 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些理由也被我国很多学者直接用来作为倡导建立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的论据。但是笔者以为，对于这些理由实有加以深入分析的必要。因为它们仅仅是美国最 高法院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之下提出的观点，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这些理由放 在我国是否有说服力，有多大的说服力，这是中国学者首先必须解答的问题，至于具体规则的建构则 是下一步的事情。本文将对排除非法证据的三个理由进一步追问，并与学界同人共同探讨。 一、维护司法尊严 早在1914年威克斯诉合众国(Weeks”．UnitedStates)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便表达了排除非法 证据在维护司法尊严方面的意义：“法院及其人员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之努力，不得借重牺牲宪法第 四条修正案原则之方式……苟如是行之，即等于司法机关纵非公开违抗，亦系肯定明显之疏忽所 为之宪法禁止行为。”从中可以看出，排除非法证据体现了司法机关维护法律尊严，不与非法取证 “维持法律之尊严，增进对司法运作之信心，以及避免司法程序之污染”，必须维持法院“公正廉 明”、“双手纯洁”的形象。①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维护司法尊严上的意义甚至被有的国家正式规定在法律之中。例如加 拿大《大宪章》第24条第2款规定：“当……法庭认为证据的取得侵犯了任何受《大宪章》保护的权 利和自由时，如果该项证据已经成立，且涉及到案情的各个方面，并且对它的采用将会影响司法声 誉，该项证据应被排除。” 然而，将维护司法尊严作为排除非法证据之理由的观点却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因为它 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基础之上：司法尊严的“首要意旨”在于，当且仅当法院对非法获得之证据的 使用鼓励了未来产生的侵害，而这种侵害能使控方获得争议的证据时，司法尊严才受到了侵犯。② 这样一种理解显然是不全面的。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纵容固然会使司法制度变得声明狼藉，但如果 ①参见王茂松：非法取得证据有关法律之研究》，台湾金玉出版社1987年版，第83—84页。 ②[美]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第五版)，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 一562— 对三种排除非法证据之理由的追问 法院在这一点上过于洁身自好，从而导致大量本应受到刑罚制裁的人逍遥法外，这样的司法制度 也很难说有多少“尊严”存在。何为“司法尊严”?这一问题在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氛围之中会有 不同的理解，比如，俄罗斯在引人包括证据排除在内的一系列对抗制因素时，许多理论家和实际工 作者都将这种做法称为“延迟的地雷”，并认为它将导致法院“不可避免地失去老百姓的信任”， “法院和它进行的审判如果不追求真理、真相，就不能受到各阶层广大群众的信任”①。 即使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人对“司法尊严”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加拿大最高法院曾经指 出，是否会影响司法声誉，应当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在“公正、全面地评价了整个案情”之后得出的结 论。但是一系列的实证调查显示，公众并不像法院那样热衷于排除证据，如果法院要受大众价值 标准影响的话，那么最终将只有少数证据可以被排除。因此最高法院又不得不认为，司法声誉和 公众对法院的信任是两回事，某一证据的采用是否影响“司法声誉”应当完全由法院决定。②不难 看出，最高法院为了维护《大宪章》中规定的“司法声誉”这一排除证据的标准可谓是煞费苦心；但 有必要指出的是，加拿大法院对“司法声誉”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离不开其司法机关在整个社会 中所享有的权威地位，而这样一种权威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法院都享有的。由此也不难想到， 如果要在我国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