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精选.docVIP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明显增多，这是一个我们不用去否认的事实。为何会如此？有人说这是部分党员干部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所导致的。固然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据此就把社会问题丛生的责任全部推给党员干部是不公平的。其实，一个社会的社会问题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不同步导致的一种客观存在。胡锦涛总书记在专题班上说 “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 从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班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到“两会”上“社会管理创新”议案提案被高度聚焦，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新征程，中国社会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阶段性特征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处于历史转型期 一是人口红利减弱。人口学研究表明，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抚养比开始显著下降，人口红利开始形成。估计人口红利对1982年至2000 年期间人均GDP 增长率的贡献为26.18%。 但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开始放缓，过去十年平均每年增长率约为1.3%。《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在此之后的十年停止增长，从2025年开始转为负增长。虽然未来十几年中劳动年龄人口仍维持在峰值水平，但由于老龄人口的增长，抚养比在2015年就出现拐点开始上升。社科院研究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在2009年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有西方学者甚至断言中国将“未富先老”。 全球化红利透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彻底改写了世界经济的版图。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中国无疑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日益呈现出一种失衡的状况。在这种不平衡之中，中国处于新兴经济体的最极端，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发达经济体的国债；而美国则处于发达经济体的最极端，依靠借贷来消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积累了巨额的债务。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当然，此轮经济全球化出现失衡，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经过再平衡后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更加均衡的经济全球化。 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外部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无疑会使得中国过分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做一个粗略的计算，当美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由目前的70%回复到1985年至2000年的平均水平66%，美国的私人消费会减少5600亿美元。从储蓄率的角度看，1959-1999年美国平均储蓄率约为8%，金融危机前下降到2%左右，而1个百分点储蓄率的提升对应着2009年美国居民消费约1000亿美元的缩减，储蓄率反弹6个百分点即意味着消费需求萎缩6000亿，得到的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美国私人消费的减少必然导致进口，特别是低端消费品的下降。中国2009年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3%，这一结构性的调整必然会对中国出口产生长期、重大的影响。由此可见， 是要素红利的衰减。要素价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土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成本。劳动力价格偏低。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劳动力价格偏低。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比重由八十年代初的60%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45%以下。与此同时，加工制造业对低成本劳动力依赖严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储蓄率占38%，2007年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 土地的征收和转让价格不是市场化的，补偿性质的征收价格使得农民失去应得的收益，同时地方政府为了招商低价出让工业土地，利益向资本所有者倾斜。政府对部分要素价格管制的同时，对公用事业产品、环保和安全的成本定价明显缺位，这种缺位使得企业追逐商业利益而造成社会成本。 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国进民退”现象产生，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使腐败和寻租愈演愈烈。 总之，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