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docVIP

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 施振民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36期 1973 本文據濁大流域人地研究計劃民族學組諸同仁年來收集田野資料及前人對臺灣宗教活動和村莊組織研究文獻、就祭祀圈一概念加以發揮而建立一個研究彰化平原聚落發展的模式。換言之，便是希望能夠從地域性宗教活動的線索入手重建濁大流域的開發史，進一步檢討宗教、社會組織、宗教、人群和地域組織的相互關係以及宗教活動對聚落和墟市形成的影響。 一、前言 濁大流域人地研究計劃集合各學科技術來探討這一地區的文化史。史前時期人類在濁大流域的活動，將有待考古工作的發現提供線索和內容，進一步、地下遺物能不能印證荷蘭人據臺時，分佈在此一地區的土著的人口調查和民族誌資料，將是人類學家今後一大課題。參加濁大計劃民族學研究諸同仁年來的田野調查，對十七世紀中葉以後移入的漢人，和現在居留在山區的土著作有關經濟、宗教和社會組織的研究，使我們對濁大流域的開拓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同時，對這一地區社會組織的演變也粗略地可以用不同階段的經濟發展來說明（王崧興1974，莊英章上文）。然而，對濁大流域的開闢和早期發展型態的全面瞭解，總因年代久遠、史料殘缺不全而有極大的困難。 莊英章比較竹山地區村廟和宗祠，討論到這兩種宗教組織的異同與竹山開發史的關係，許嘉明進一步用祭祀圈的概念討論地域組織的形成和範疇，這些研究給今後對移民、墾殖和聚落發展的探討提供了一個新方向。村廟和宗祠都是具體而且現在還可以在每一個聚落找到的社會組織。寺廟的歷史可能有殘缺不全的情形，但是，由保留下來的建築、碑文、器物以及組織和儀式等方面都可以比文獻更容易追尋出一些早期史實。而經由各種不同的宗教活動，更可理出聚落組織和人群關係，也就是可以從村廟和宗祠的建立和擴大的宗教活動來重建早期的開拓發展史。 濁大人地研究計劃進一步將以「聚落型態的發展」為主題來檢討人類在這一地區的擴展和對生態環境的調適。民族學組同仁也將在同一前提之下做更深入的研究。我們在此就年來田野所得資料、參考文獻、重新提出祭祀圈的概念做為今後研就聚落發展的模式，同時提出若干有關宗教組織，社會結構和宗族等方面的問題，加以討論。 二、濁大流域的開發與墾殖 根據荷蘭人在十七世紀中葉的記載，當時分佈在濁水、大肚兩溪流域的平埔族有大肚溪北岸的Papora，臺中附近的Pazeh，彰化平原的Favorlang和濁水溪兩岸的Hoanya。當時保留下的民族誌資料相當有限，不過，我們知道他們實行山田燒墾生計。再由當時人口數字和社名推斷，很像是結集性的聚落，而且頗具規模（Ferrell 1966；賴熾昌 1966：73─76；中村孝志 1952：103─106）。然而，不久鄭成功將荷蘭人趕出臺灣，其勢力立即伸入彰化平原。永曆19年（1666）設北路安撫司於半線，由劉國軒率兵進駐，平北路諸番並施屯田制，漢人也隨著入墾，開始與平埔族土著爭奪土地。不久，臺灣在1682年歸入清版圖，漢人一度內返。清廷雖然採納施琅的建議沒有放棄臺灣，卻一再頒佈禁海令，限制內地人民來臺。因此漢人並沒有立即大量湧入這片處女地。而禁海令和清初的治臺政策不但影響了當時的移民型態，也造成以後不同人群的不均衡勢力和分佈（莊金德 1966）。早期墾民，幾乎都是單身漢，春季來臺耕種，秋季回籍，為季節性的墾殖。此中必定有像漢人進入埔里平原初期的情形淪為佃工或入贅番社。這時候墾戶既居無定所或附著番社，並未形成新的墾落型態。 早期的墾殖有好幾種形式，墾戶單獨開闢耕地應該最早，在荷蘭人時期，由結首領地再分割成小單位由墾戶經營，以後的大租制是由墾首分地予佃戶，可是佃戶變成業主後再典佃的情形很多，因此無形中成為墾首，佃戶業主和現佃戶三階層（伊能 1928：540，546─547）。 康熙中葉以後，漢人開始在彰化平原引水闢地從事墾殖（Wang 1972），水田耕作的新技術不但改變了臺灣的經濟型態，也為漢人定居打下了基礎。當時主要的入墾路線，一由諸羅北上，一由鹿港登陸。水圳的開發，使彰化平原腹地變為農田，漢人更以早期墾地為本加以擴大，進一步由彰化向山區發展。乾隆二年（1737）在彰化地區“實有土番社一十八社”（周璽 1830：92），此一地區土著顯然隨著人的增加而大量減少。其中部分漢化納入漢文化主流，其餘終於在道光年間（1821─1850）先後集體遷入埔里平原（張耀錡 1951附錄二）。 當時臺灣中部與中國大陸主要交通靠五叉港（梧棲）和鹿港兩大港口，後來港口逐漸淤塞，船舶改由五叉港的外港塗葛崛（龍井、伸港之間，港口已為大肚溪沖沒）以及鹿港以南的王功和番仔崛（芳苑）幾地出入。兩百多年來，這些港口又先後淤塞，不過鹿港的地位一直維持到清末，為臺灣三大港口之一，也是臺灣的米、糖、 和其他產品和福建貿易最重要的商港（張炳楠 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