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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节日的诞生 　　音乐节这种艺术活动形式在西方社会已经有不短的历史了，我们是拿来主义并在中国进行复制，只不过是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并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诞生并壮大了这个非常好的活动，实实在在，一点也不矫情却直击人心。迷笛音乐节没有很深的道理，我们想造就的是：“大家来吧，带着你的爱人！我们一起喝酒、唱歌、聊天、拥抱温暖！”这是一种常态，温暖、快乐、彼此感染，其实就是作为人的一种动物本性的释放和回归，是一种很朴素的人性需求。 　　音乐节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越做越大，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缺乏这种形式，缺乏这种狂欢的平台。有些事情即使你努力强调、推动，但如果没有市场，还是不会成功。因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形式的生存和发展，一定离不开群众文化消费的基础，文化艺术的发展其实是与时代发展、市场发展以及人类沟通方式的演变紧密相联的。大型户外摇滚音乐节符合时代的气质、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和沟通特征，所以她自身的发展是顺应时局的。除了经典的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欧洲几大音乐节如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丹麦的罗斯基勒音乐节（Roskilde），都是1970年开始举办的，到现在41年了，之所以历久弥新，就是因为每年有十几万年轻人热爱这种用自身的亲临体验来真实享受生命的活动。他们提前大半年就在互联网上买光了音乐节所有的套票，也就是说每年有几千万欧元或者美元被提前预支给这种和平、自由、美好的盛会！ 　　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有17年的历史，它于1993年成立，当时是短期培训，那时候培养出来很多现在摇滚界的著名人物，比如：谢天笑、铁风筝的虞洋、贝司手王磊、舌头乐队、木玛乐队、布衣乐队、生命之饼、幸福大街乐队、病蛹、液氧罐头、潜水艇、The Verse等等。从1997年开始学校改为两年制的教学体系，像痛仰、夜叉、秋天的虫子、废墟、AK-47，很多乐队的成员都是参加迷笛两年制学习的，到2000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学生毕业了，包括之前的十几届短期学生数量可观。 　　2000年五一时我们就决定办一个校园音乐会，其实就是学校内部的汇报演出，并取名为“迷笛音乐节”。之前我们就知道国外很多别的音乐节，所以我们还给她取了一个英文名字Midi Festival。头两年在室内（迷笛学校礼堂）举办，2002年转到露天，在迷笛校园的草坪上，后来就越做越大。而迷笛音乐节的诞生离不开很多特别的巧合，我认为是上天赋予我们的使命。首先搞摇滚音乐会要具备场地，但是2000年的时候北京很难提供一个大的场地让你去“折腾”，但我们有自己的迷笛校园；当时乃至现在所有文化活动都要经过审批，但如果我们是在自己的校园里做一个“校园音乐会”就不需要审批了；再有，音乐节需要大量乐队，迷笛学校从1993年开始到2000年七、八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自己的乐队，就像过去黄埔军校培养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最后，一个音乐节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给力”的观众，而早期的观众就是我们迷笛的学生，当然还有迷笛学生们的朋友：媒体记者、大学生、文艺青年、摇滚铁托、城市愤青、闲散游民、理想主义者、乌托邦分子、以及农民工、画家村的穷艺术家等等，正所谓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第一届就有一千五百多同道中人，温暖互动的气场就聚拢起来了。本次演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音乐行业的前途，以“音乐节”的形式来打破人们的传统观念，推广扩大摇滚乐市场，培养新一代的音乐消费者，宣扬青年文化的自由性、多元性，以发展青年文化的光荣名义，提高摇滚乐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我们希望让中国摇滚乐行业走上更符合新世纪人民生活文化的新轨道上来，让中国文艺界的青年摸索出与中国现实情况相互共存的方法。 　　2004年五一我们本来打算继续在校园里搞音乐节，后来因为发生密云灯会踩踏事件，于是北京市五一期间的所有大型活动全停了。但是石景山雕塑公园找到我们说“十一到我们雕塑公园举办吧”，这一步跨越意义重大，这代表了迷笛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地下做到地上，从小众走向大众，同时也意味着摇滚音乐演出开始被社会公开接受了。2004年的雕塑公园场地离居民楼特别近，产生了严重的扰民问题，但最后我们又和当地的公安、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做了很好的沟通，每天下午两点开始，晚七点前散场，最后总算圆满结束，但2005年我们肯定不能再去雕塑公园接着扰民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海淀公园邀请我们去办音乐节！ 　　2005年初，由于音乐节这种活动形式还没有被相关部门认识和理解，再加上安全和问责方面的种种压力，我们真像是负重爬大山。数不清的事情需要沟通，连音乐节里的观众是站是坐，我们都得解释清楚并争取到理想的结果。但我想这也是音乐节这类大型活动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一个事关成千上万人的艺术集会，的确需要慎重决策、细心安排才能万无一失。在海淀区文委签发的《北京市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