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七志斋藏石墓志的形制.docVIP

鸳鸯七志斋藏石墓志的形制 　　一、鸳鸯七志斋藏石收藏的背景 　　中国历史进入两宋时期，学术文化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重文轻武、“郁郁乎文哉”的社会中，文物搜访和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可谓名重一时，领时风之先。元明时期金石学一度衰微，至清代，由于考据学的发达，金石学进入鼎盛期。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700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乾隆以后约两百年间有906种之多；清代以前的金石学家360人，而清朝一代就有1056人之多①。清代金石学著作颇多，且多有特色，江阴缪荃孙云:“自来考金石者，以国朝为极盛，郡多专志，代有名家。”梁启超总结清代金石学研究状况时云：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之滥觞。继此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之《金石三跋》，洪颐煊之《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之《铁桥金石跋》，陈介祺之《金石文字释》，皆考证精彻，而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专举目录者，则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其后碑版出土日多，故《萃编》、《访碑录》等再三续补而不能尽。 　　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黄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庚续有作。别有翁方刚、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此皆石学也。② 　　在这种大学术背景下，墓志的搜访与著录成为清代金石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清代很多金石学者在著作都收录有墓志。 　　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南北朝墓志，尤其是北朝墓志的出土达到了一个高潮，至40年代末，出土墓志数量增至数千方，主要的出土地点有曾为北魏都城的河南洛阳地区，曾为东魏与北齐首都的河北邺城地区，以及西魏与北周首都的陕西西安附近。这一阶段墓志的大量出土，与国外收藏者大肆购买中国古代艺术品，从而刺激了盗掘古墓的不良风气密切相关。据《清季野史第一编?都门识小录》载： 　　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③ 　　周肇祥《琉璃厂杂记》记述： 　　搜求古物，输给外人，如庆宽、蔡金台辈不足论矣。乃有汉满积学之士极负时誉者数人，亦秘密作此勾当。将其平生所蓄精品，捆载于扶桑三岛，间以求善价。不知落入何人圈套，尽被日本海关没收，曾不敢稍枝梧为他人道也，真苦煞也。④ 　　随着以前无人过问的墓葬三彩器、陶俑、镇墓兽等文物受到外国收藏者的青睐，价格暴涨，造成了民间大量盗掘古墓，因而亦有大量墓志出土。这些石刻蕴涵丰富的历史价值，很快被国内学者与文人收藏家所认知并得到高度重视。国内的著名收藏家如罗振玉、张钫、缪荃孙、关葆益、董康、李盛铎、于右任、徐森玉、李根源等人，均从事墓志搜访。 　　 　　二、鸳鸯七志斋藏石墓志形制 　　1.鸳鸯七志斋藏石的形制 　　《鸳鸯七志斋》藏石共318种387石（包括墓志盖），其中汉《熹平石经》及黄肠石等六种，晋墓石四种，北魏墓志136种，东魏墓志七种，北齐墓志八种，北周墓志五种，隋墓志113种，唐墓志35种，后梁墓志一种，宋墓志三种。形制可以分为四类：黄肠石，石经，墓石，墓志。 　　2.鸳鸯七志斋藏石墓志形制 　　①墓志释名 　　墓志，又称“葬志”、“志文”、“坟记”、“扩铭”、“埋铭”等等。梁玉绳《志铭广例》云：“凡刻石显立墓前者曰碑、曰褐、曰表，惟纳于扩中谓之志铭。”⑤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云：“家墓之文，有墓志，有墓前。墓志记年月、姓名及生平事迹，系之以铭，故又谓之墓志铭。”⑥另外，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墓志铭》、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墓志铭》等文中都有近似的说法。现代《辞源》释“墓志铭”为：“埋在墓中的志墓文。用正方两石相合，一刻志铭，一题死者姓名、籍贯、官爵、平放于棺前。”⑦ 　　如前文所述，东汉末年和西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版和小型墓碑出现，但均不自名为墓志。据考古发现，现知标明有“墓志”的最早实物，为2001年秋在宁夏彭阳县新集乡出土的一方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梁阿广墓志》，墓志的圆形额头正中竖刻篆书“墓志”，“墓志”之名可能自此始矣。标明“墓志铭”的出土实物，以出土于山东益都、刻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刘怀民墓志》为最早，其首题为“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城主刘府君墓志铭”。 　　至北魏墓志基本定型：墓石多为正方形，两石相合，平放墓中。上面为墓志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