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秦斋藏古玺印(中).docVIP

珍秦斋藏古玺印(中) 　　踏入隋唐、五代，由出土实物得知封泥在此时期仅用来封检当时各道、州、府地方官进贡皇帝的酒坛、蜂蜜坛和蒜等物品外，封泥的使用基本消失。由于文书普及使用纸张，书写自如，不为简牍大小局限，印章大小亦没有障碍，官印承北周，钮制变鼻钮、橛钮，更实行由职官印改为官署印制度，如此，官印则不再适宜佩带，改为专人掌管，更用专盒封装，采取“牌入印出，印入牌出”，严密完善用印制度。 　　隋唐官印存世数量稀少，约40余方，实物更难见，故对其钮式，印制，文字等认识不足，不为藏家注意。最有真知灼见的是罗振玉，其编著的《隋唐以来官印集存》给予后世对这方面的重视。近年有罗慕鸿先生《谈隋唐官印鉴别》，继而是周其忠先生《唐代官印初探》，王人聪先生《近三十年来唐官印的发现与研究》，近年则以孙慰祖先生《隋唐官印体制的形成及其主要表现》最为详尽透彻分析，给予我们对这时期官印的认识、鉴别、收藏莫大的帮助，更是给予隋唐官印历史地位的价值肯定。 　　 　　“乌弋道大军之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乌弋州，唐置羁縻州，今阙，当在新疆境。”此印铜质，鼻钮，印文深0.7cm，笔画交接处有焊接痕，此印文书法风格与上海博物馆藏之“殿中省行从之印”类同，是难得的唐印标准品。 　　隋唐私印稀少罕有，罗福颐先生在编著其《古玺印概论》、《古玺印考略》时，因未有发掘品出土，甚至因某种因素迟公布资料，致使罗先生认为未见有传世品，仅取敦煌石室藏唐经上所钤“报恩寺藏经印”及唐写本《法华经玄赞》上盖朱印“瓜沙洲大经印”作为唐私印标准品。 　　 　　早在1937年，洛阳老城北铁路医院M1墓已出土了一方唐私印“武威习御图书”，该印迟至1993年才公布。1984年河南偃师杏园村唐李存墓又出土了“渤海图书”印。两印皆铜质，有印匣，两者的形制和铸造工艺、甚至连印匣亦与官印相若，使我们对传世唐私印的鉴定有了依据和提供了一个准确标尺。 　　近年孙慰祖先生在其研究成果论著《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利用唐人使用私印遗迹再结合出土官私印、墓志、碑刻实物及依其铸造工艺、书法特点而将一些犹疑未决的印章归入唐代。有上海博物馆的“洞山墨君”、“李忠之印”、“冈庐典籍之印”、“上明图书”、“伯温图书”，汉和堂陆氏之“始封于鄯”及寒斋所藏“敦实”。为唐宋私印研究史开创了新的课题。 　　 　　图1唐“乌弋道大军之印”，此印铜质，鼻钮，印文深0.7cm，笔画交接处有焊接痕，此印文书写风格与上 海博物馆藏之“殿中省行从之印”类同，是难得的唐印标准品 　　图2近年孙慰祖先生在其研究成果论著《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利用唐人使用私印遗迹再结合出土官私印、墓志、碑刻实物及依其铸造工艺、书法特点而将一些犹疑未决的印章归入唐代。有上海博物馆的“洞山墨君”、“李忠之印”、及寒斋所藏“敦实”等(图2，铜质) 　　图3“立马弟四都记”，是五代铜印。此印与铜质印匣出土，匣内有长方形印盒，盛放官印之用，可贵之处尚残存红色印泥物，由此可证这种印匣兼作印台之用 　　五代十国官私印比唐印更稀有，确切发掘品有前蜀王建墓出土的“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此印白玉刻成，谥宝乃仿在生时所用玺而来，其上所刻当为所赠之谥号。此印虽是刻凿而成，但文字结构、印文风格均按五代时期所制，故对我们鉴识五代官印，有了实物依据。除此，罗福颐先生将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元从都押衙记”定为梁印，是根据《旧五代史?刘(寻阝)传》：“天复三年十一月，刘郭以兖州降梁，及见梁太祖，慰抚移时，令赐冠带，旋授元从都押衙。”而定。 　　 　　此时官印印文不局限篆书单一模式，并出现了隶书和楷书。鼻钮分有孔、无孔两种，其中印钮有呈半圆及平顶削去两棱者，鼻钮有小片状者。印面由方形转长方形，由厚转薄，印文不深。由于遗存实物稀少，这时期官印与唐代朱记官印很难分辨，易出现偏差。故此，只能以目前遗留的实物、史料、文字风格来判定。图3“立马弟四都记”均具备以上特点，准是五代印无疑。此印与铜质印匣出土，印盒长方形，器型上小下大成矩形状，盖略作?J顶，四侧镂空作山形，盖底以子母口扣合，上有锁环及原装锁。器盖、身两侧各有长形穿带钮一对，内残存皮革，匣座除四侧各有镂空心形外，两侧亦有长形镂空，以便革带穿连提携作用。匣内有长方形印盒，盛放官印之用，可贵之处尚残存红色印泥物，由此可证这种印匣兼作印台之用。 　　印匣使用雏形最早见于战国和秦代私印。官印实物最早见于1985年青海西宁市北朝墓出土“凌江将军章”印，铜质、印匣角质，近似一半圆球形，周腹刻有龙、虎、朱雀、玄武四神图形。下部一周穿有17个未穿透的孔，原镶有绿松石。印匣腹内按铜印的形状雕空，以盛印章，极尽华丽，这表明非官方规范所造，乃该将军自制。私印印匣除上述唐“渤海图书”及“武威习御图书”外，1993年扬州仪征化纤白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