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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藏传佛教艺术品的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拍卖行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整个艺术品市场的火爆，画廊如春笋般涌现，拍卖槌声此起彼伏，书画、瓷器、玉器等往日用于怡情悦性的器物大量涌向市场，被收藏家和投资者们竞相购买，价位迅速向上攀升。仔细观察这十几年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变化，就会发现每一时期都有特别为人推崇的收藏热点，从书画、瓷器到邮品、钱币，都曾经是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对象。事实上，收藏风尚总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收藏品种能永远占据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而一些非常规的收藏品种，其价值为人们所了解、认可也总是需要一定的过程。于是，当市场中某些常规收藏品种市场趋于饱和之后，市场便会寻找新的增长点，一些往常不为人所重的收藏品种由于种种原因就会更多地走进人们的收藏范围，成为市场的新宠。从刚刚过去的2006年拍卖市场来看，佛教艺术品，尤其是藏传佛教艺术品就是当前市场的新宠之一，无论是拍卖的数量还是价位，都较以前有大幅度的提升。 　　 　　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历程 　　 　　藏传佛教，指的是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始于吐蕃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受当地风俗文化影响演变成为极具西藏地方色彩的宗派，在修行方式、表达方式及仪式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此外，西藏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藏传佛教艺术还融汇了印度、尼泊尔等域外艺术风格，加之藏民族自身的审美情趣，形成了风格多样、别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艺术。 　　藏传佛教艺术是为藏传佛教服务的，其发展兴衰与藏传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吐蕃时期处于佛教艺术的传入期，当时分别有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于阗和中原内地等多种艺术形式传入藏区。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先后从尼泊尔和大唐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为妻，两位公主各自带去佛像、佛经等，并由此揭开了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序幕，佛像、唐卡等艺术形式及宗教法器的制作均滥觞于此。吐蕃王朝末期，朗达玛灭佛给藏传佛教艺术带来了沉重打击，大批佛教经典、绘画、塑像被毁，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停滞了将近一个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从公元877年到1239年的360年间，青藏高原上一直未能建立大的统一政权，西藏地区长期陷于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文化艺术发展十分迟缓。朗达玛灭佛使得佛教在西藏销声匿迹达百年之久，直至公元10世纪佛教才再度在西藏复兴，并紧紧依附于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各割据势力之间相对的独立性，既使艺术前进的步伐受限，也使各地区的藏传佛教艺术因地域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由于阿里古格国王益西沃大力护法，印度高僧阿底峡受邀于1042年到阿里托林寺弘法，阿里一度成为西藏佛教的中心，同时印度、克什米尔艺术传入阿里。当时曾有32位克什米尔艺术家随古格高僧来到阿里，这些艺术家对藏西的佛教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阿底峡在阿里传教3年后于公元1045年前往藏中地区的聂塘寺传教，这里与印度东北部和尼泊尔相邻，多种艺术风格并存。而萨迦派中心所在的后藏地区，由于宗教和地理的原因与尼泊尔有着密切的往来，尼泊尔风格显然占据主导地位。 　　 　　从元代开始到明清，内地与藏传佛教各派往来不断。出于民间供奉和安抚、笼络西藏的政治需要，朝廷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传播，藏传佛教艺术在内地得到很大发展。元代，西藏被正式纳入元朝版图。由于蒙元皇室对藏传佛教的崇重，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八思巴将其弟子尼泊尔人阿尼哥和西夏人杨琏真嘉等带到大都担任官职，在北京和杭州形成了两个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中心，阿尼哥就曾为大都、上都等地皇宫、官府及佛寺塑造、绘制了大量的藏传佛教造像。明代政府延续了元代政府扶持西藏宗教发展的方针，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往来密切。宫廷中根据藏传佛教的需要，制作了大量的密宗造像赐予西藏。同时，西藏也有许多精美的造像进贡给明朝政府。藏传佛教艺术也因此进入黄金时代，形成了藏中、藏西、藏南、藏东、北京等多种风格的艺术形式。清代皇家依然崇奉藏传佛教，宫廷中藏传佛教艺术品的制作仍在继续。同时清宫廷不断地将其制作或收藏的宗教艺术品赐给西藏。元明清时期不仅汉地的佛教艺术得到发展，藏地的佛教艺术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15世纪初西藏格鲁派兴起，并在16世纪以拉萨为中心向周边及北方的蒙古等地发展，建造了大量格鲁派寺院，佛像、壁画、唐卡的制作大量增长。到17世纪五世达赖执掌了“甘丹颇章”政教大权后，藏传佛教艺术进入鼎盛时期，制作的精美造像、唐卡、壁画及法器等，令人叹为观止。这一时期不仅许多艺人对雕塑、壁画、唐卡样样精通，而且一些寺院僧人甚至高僧，为显示自己为精通“五明”者，也参与唐卡、佛像等的绘制、制作。这些无论是出自汉地还是出自藏地的藏传佛教用品，都是宗教教义与文化艺术的集中体现。除作为供奉的对象供人膜拜以外，也是精美的艺术品，在给人带来心理慰藉的同时也给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