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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声音 　　于全兴历时一年有余，为“幸福工程”拍下的这些图像，对于记录这项功德无量的救助计划的实施状况，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不用我来多说。我感兴趣的，一方面是，作为一项重要的图像记录活动，一开始便由该基金会列入计划并出资组织专业摄影师付诸实施，且历时达一年之久，这在国内尚不多见。我想此项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后面，定有明眼高人，看到了图像记录及传播的长远价值。过去看到美国FSA小组的工作，大为叹服。倒不是因为那些了不起的摄影家，而是因为这项计划的运作方式。如有更多的官员认识到这种工作的价值，这种运作方式便有可能成为我们许多由政府和民间机构操作的大型项目提供一种图像采集的范式。另一方面是，这项“幸福工程”救助计划开始时的动因之一部分，是地方上一些从事计划生育事业的工作人员，能有一笔捐助资金，并以一种实实在在的方式，去帮一把生活于边远地区的那些贫困母亲逐渐脱离贫困，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这种朴素的缘自中国传统特有的日常人伦情感的动机，以及这项计划七年来悄然展开绝不招摇的运作姿态，较之于过去那种大张旗鼓的新闻炒作和捐资的摊派聚敛，以及滥用已久而且矫情做作的人道主义关怀，更使我感动。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一种睦邻之间的诚实眼神和一双真实有力的援手。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国人的慈悲和歉意。 　　当然，从摄影的角度说，我更关心的是于全兴所使用的图像方式。2001年春，当于全兴带着他用135的小相机拍回的第一批报道式的图片回到北京，急切地印出小样摆在冬平、京涛、星明和我的面前时，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全兴胡子拉茬面带倦容，用很快的语速不住地说着这一趟下去的所见与他的震惊:那些穷困得我们难以想象的母亲们；那些竟然从未见过糖果为何物的孩子们;那些穴居的家庭；那些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的人们的饥馑、旷野里凛冽的风、积雪和寒冷。我们看着摊在我们面前那些尽可能悲壮的、但又拍摄得匆匆忙忙的图像，我们知道他为一种无法抑制的情绪引领着走得太远了。他已经方寸大乱，忘记了此行的目的。他只顾去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到那些穷困的人们手中；他只顾激动、难过、甚至陷于深切的怜悯和伤感之中不能自拔。可是那些图片呢？作为一个肩荷了重任的摄影师，拍回来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图像仿佛一些散碎无序的句子，它们尽管光芒闪烁、但却急切焦躁语焉不详。它们只是零乱地堆集在一起，让我们无从看到这样一个大的救助工程之下的那些贫困母亲们的真实状态，同时我们也无从感知他的那些激动从何而来。 　　采集到一组好的图像难道真的需要你置身事外，冷漠、近于残酷地打量他人的贫困或者不幸？京涛他们从心境、技术、方法各个方面和他交换着意见，我坐在一边想着这些没有答案的老旧问题。此后的一段日子里，全兴在家埋头做案头工作。他与许多身边的朋友交流，也跑北京来一边涮羊肉一边听我们几个朋友给他出的馊主意。这个吧那个吧，一大堆，我真怕大家伙儿把他搞糊涂了。与我同龄的全兴拿个小本儿，一个劲儿地写写画画，记着别人的喝多了之后的说法。眼神中那种孩子一样的单纯和干净，让我想到小时候在一起玩尿泥时的童年伙伴儿。过些时日，话说得差不多了，见他仿佛有了主意，然后就见他紧着忙活买大机器。再然后，在机场打个电话来，说，我走了。就走了。 　　回来的全兴神色平静。我们倒没有太当回事儿，因为心中没底。说是到东营去找京涛过来一起看看，开车就去了。照片放在后备箱里，车在空旷的荒地公路上开成了风。在《东营日报》黄利平兄的办公室里凑齐了，将一大撂小样一一摊开来--也有一些是135相机拍的――看着，一伙人禁不住就高兴地骂起来，知道是成了。纷纷挑好的，争执，都有一套说辞，各不相让，全兴一脸的孩子笑，那个高兴啊。晚上，我们都喝得差不多了。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一种说话的方式，对于全兴来说这才是最最重要的。那些135相机拍的图片被大家放到一边--较头一趟去拍得已经好得多了，但与这些120机器拍的图片放在一起，依然是弱。我在一旁看到，这倒不是因为这一伙人心存偏见。没有哪个人更加迷恋方画幅的图像而排斥其它。 　　严格地说来，在一般的状态下，没有哪种言说的方式是对的和好的，就像你不能说哪种色彩是好和不好的一样。但是，具体到某一个画家和歌手，那些色彩和声音会因为他的好恶和习惯（风格？）而呈现为一种取舍--他会偏爱某种色系和声音去表达他要表达的东西，同时他会觉得换一种色彩或声音会造成表达的障碍。仿佛两种声音在讲述同样一件事，对于全兴这个摄影师个体而言，不仅他意识到、而且大家也看到了，那种方形的图像较他使用另一种图像语言，表达得更为准确丰富，也更宽阔厚实得多。 　　由此我想到，全兴也许就不适合去以一种新闻报道式的图像语言来呈现这样一个“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换一个人，也许可以？我不知道。数年前编辑《中国故事》一书时，尚不认识全兴。全兴寄来两组他早些年做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