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兵 禅释DV人生.docVIP

周兵 禅释DV人生 　　18年前，周兵以《东方之子》栏目编导的身份进入中央电视台，开始制作纪实类电视节目。18年后，周兵的名字与《故宫》、《台北故宫》、《敦煌》等历史文化纪录片一起，成为新世纪中国纪录片最响亮的代言。18年间，中国纪录片曾经在电视栏目的平台上见证辉煌，曾经在商业气息还不那么浓重的电影院中引起轰动，也一度在娱乐化和收视率重压下陷入窘境。 　　在一片低迷中，周兵导演的几部系列纪录大片却每每使国人眼前一亮，使中国纪录片人精神为之振奋。在中国纪录片春天来临前的萧瑟中，周兵和他的团队已经走在了市场化的最前沿。是什么让周兵的梦想得以实现？仅仅是因为他对文化和历史的热爱吗？工业化时代的纪录片创作并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周兵和他的团队经历了怎样的蜕变与成长？ 　　回顾周兵纪录片生涯的“前世今生”，我们或许可以借机追溯中国纪录片的昨天，为中国纪录片今天和明天的走向寻找美学的和产业的坐标系。 　　 　　最初的梦想 　　 　　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开始撼动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电视纪录片参与了中国社会文化格局的大变迁，中国纪录片的文化形态不可逆转地趋向多元化。 　　代表主流文化的纪录片在周兵所在的“体制内”仍然处于创作的重要地位；精英文化纪录片逐渐走向体制外，同时也在一批体制内纪录片人的呵护下继续舒展着生命力，成为我们回想那个年代的经典记忆；而大众文化纪录片则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和上海台的《纪录片编辑室》中找到了蓬勃发展的阵地。中国电视纪录片纪实美学风行，现实题材的纪录片成为最时尚的潮流。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93年10月，周兵进入当时中国纪录片节目发展的前沿阵地《东方时空》栏目，任《东方之子》编导。当时《东方之子》主要关注政治经济类人物的丰功伟绩，多为社会现实类题材，而周兵则喜欢挖掘小人物身上体现出的历史文化感。凭着一腔对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热爱，他固执地将目光投向历史文化艺术类选题。当时他采访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张中行、宗教学家任继愈、历史学家周谷城等一批老前辈，这些经历对周兵的历史文化积淀颇有助益。在那个时候，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像表达，就已成为这位中国传统文化发烧友的最初梦想。 　　 　　世纪末的“记忆” 　　 　　20世纪走到尾声，中国电视在众声喧哗里还陶醉于丰富多彩的多元化浪潮，收视率还没有成为决定性的电视评价指标，纪录片栏目的播出时间还没有挪到午夜零点之后。在中央电视台强大的财政支持下，周兵这一代央视人不必担心收视率和创收压力，还能够专心创作，致力于丰富中国电视节目的生态格局。当时的《东方时空》鼓励各种形式的创新，周兵他们积极模仿、借鉴国外电视节目，并创造适合中国本土的电视节目形态。 　　1999年7月，周兵任系列纪录片《记忆》总编导。在这个系列里，周兵精心梳理了20世纪百年的30个经典瞬间，包括一系列像《梅兰芳1930》、《沈从文1934》等一批十分精致的纪录片。他实验真实再现手法在中国纪录片中的运用，编织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叩问。其实早在1995年，周兵就参与过一个创新类的节目《真实再现》，但在当时纪实美学大行其道的中国纪录片界，从电视台审片领导到导演、评论家普遍对真实再现手法持质疑态度。所以，《记忆》系列的一些影片因为真实再现的使用而被搁置了很长时间，直到2000年才得以与观众见面。 　　在世纪末，周兵借着《记忆》，从题材选择到表现手段上，给了他钟爱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一个初步交代。 　　 　　当制片人的滋润日子 　　 　　以2000年为分水岭，中国纪录片步入一个痛苦时期。纪录片还是本来的样子，优秀的纪录片人仍在，纪录片精品频出，只是电视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电视媒体的发展，电视频道增加，受众资源变得相对稀缺，不同电视媒体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中央电视台开始实行末位淘汰制，收视率登上节目评估体系的头等宝座，纪录片被迫与娱乐节目、电视剧、新闻节目争夺收视份额，这使得还整体沉浸在纪实美学中的中国纪录片难以仓促应对。全国范围内，纪录片栏目纷纷下马，幸存的纪录片栏目被挤出黄金时段。纪录片的声音一再被娱乐至死的浪涛淹没，中国纪录片在电视银屏这块阵地上节节败退。前几年还不被认同的真实再现等手段被重新提起，以增加纪录片的吸引力。 　　2000年9月，周兵出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纪事》栏目制片人。这是中央台编导职业生涯发展的典型模式，从一名普通编导成长为总编导，然后成为栏目制片人，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节目预算都是台里拨款，从来不必担心钱从何处来。 　　在做制片人的3年中，周兵策划、组织播出了一百多期纪录片。2002年5月，周兵负责策划、组织、主持了“中国电视纪录片20年回顾暨展映”大型学术活动。有评论认为，这次学术活动是“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