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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行为的主体、动机和发生机制 　　摘要：回首志愿者运动在中国已经走完的13年历程，对比西方国家半数以上的参加人数和国内不超过2％的参与率，笔者发现其实我们对这个舶来品有太多误读：从志愿者的主体看，西方国家是社会而国内则是政府部门；从动机看，西方国家强调多样并存，并把单纯利己和为己利他作为主要推动力，而国内则选择单一价值取向即无私利他；从发生机制看，西方的志愿者运动覆盖范围极广，从盈利性、非盈利性、服务性组织到倡导性、表达性、非服务性组织，而中国则只有非盈利性、服务性组织。本文认为这些误读不仅严重影响了志愿者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而且将制约市民社会在中国的成长。 　　关键词：志愿行为；误读；主体；动机；社团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118―04 　　 　　应该说，志愿行为和志愿者都是舶来品，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志愿者，是1979年来自联合国的15个外围人，他们奔赴中国偏远地区，为那里的人们无偿提供语言、卫生、环境、计算机等领域的服务。中国第一家志愿者l办会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天津和平区新兴街成立的社区志愿者协会。然而志愿者之火并未从此熊熊燃烧起来，直到1994年年底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志愿运动才在中国逐渐呈现燎原之势。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半数以上人口参加志愿者的比例，中国的数字还很低，“有组织的志愿者近200万人，中国内地按在册志愿者人数来讲，也就占2％左右。”回首志愿者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对比西方国家志愿者活动的朝气蓬勃，笔者发现其实我们对这个舶来品有太多误读。 　　 　　一、不同的主体：社会与政府 　　 　　西方国家志愿者运动的主体是社会，赛拉蒙的观点比较好地代表了西方国家对志愿运动发展的认识。他认为西方国家经历的四种危机和两次根本变革“直接导致了国家作用的减弱，并为有组织的志愿行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四种危机是福利国家危机、发展危机、环境危机和衰退危机，正是这些危机使得公民对政府的失望和不满与日俱增，渴望自己组织起来，自己解决问题。两次根本变革是指通讯革命和市民革命。前者使识字率迅速提高，并使人们之间的联系便捷迅速，为群体的组织和动员创造了条件，后者指中产阶级的崛起为志愿行动提供了有生力量。这种变革发展如此之迅猛，以至于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种类繁多的非赢利组织组织已经席卷全球，被赛拉蒙惊呼为“团体革命”，队为它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晚期的意义一样重大。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国家志愿行为的发生过程，基本是建立在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基础上的，“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哈耶克认为，人类是在不知不觉中，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扩大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因此人类才能够繁衍生息下来。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都对这种自发秩序的发展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为各种丰富多彩的社团提供了充分自由的生存空间，为自治的社区和慈善组织提供直接和间接的财政支持，前者指直接的财政拨款，后者指政府以合同外包的方式把部分社会服务工作承包给各种慈善组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深刻意识到市场和政府自身的缺陷，如果说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那么政府的缺陷就只能由公民社会来弥补。所以在西方国家，志愿者活动的朝气蓬勃与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成熟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志愿行为甚至可以说成是和政府“无关”的活动，是公民个人和社团主动参与、自发组织的无偿慈善行为。其中公民自发组成的各种社团是志愿者运动的生力军，高度自治的社区不仅是开展志愿活动的载体，而且是各种志愿活动的直接组织者，而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仅仅是辅助性的引导者和因势利导的推动者。所以志愿行为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从始至今都是“去政治化”的，甚至是“去政府化”的，虽然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扶助政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西方国家建立自发秩序基础上的志愿者行为正好相反，中国志愿者运动的主体是政府，国内的志愿者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并且是高度组织化、政治化的。1993年12月19日，共青团中央启动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2万余名铁路青年率先打出r“青年志愿者”的旗帜，在京广铁路沿线开展了为旅客送温暖志愿服务。一年后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随后各级地方青年志愿者协会也逐步建立。到2000年，已初步形成了由全国性协会、36个省级协会和2／3以上的地(市)级协会及部分县级r办会组成的志愿服务组织管理网络。据团中央的统计，“至2000年6月份，全国累计已有8000多万人次的青年向社会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