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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纹艺术与欧亚草原之路 　　[摘要]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出土了大量含有动物纹饰的器物。从已知考古资料入手分析,发现其产生与商周时期黄河流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有关,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了以斯基泰类型为代表的欧亚草原动物纹的极大影响,这一切背后的推动力则是欧亚大草原上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民族迁徙浪潮。 　　[关键词]动物纹;商周青铜文化;希腊―斯基泰艺术;民族迁徙;欧亚草原之路 　　[中图分类号]K875/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05-06 　　 　　在传统史家眼中,“鞍马为居,射猎为业”①的游牧民族往往象征着荒蛮与落后、蒙昧与无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游牧民族社会的不稳定性及其自身的流动性导致几乎没有任何文献资料流传下来,故缺乏史料的引导与佐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世的史籍大都由农耕民族的史家所撰写,故存在立场的局限性。这样的结果使学术界常囿于传统史观而无法正视游牧文化的价值。 　　然而,这一局面因游牧考古的兴起而有所改变。随着各种新发现不断公诸于世,游牧民族也能创造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文化这一观点已为学术界共识,而不再只是个别学者的先知先觉。如在各种游牧文化遗存中常常发现的散见于各种金属器上(以金属饰牌居多)的动物纹饰,大部分皆制作精良,且造型栩栩如生,就是很好的佐证。在我国境内,此类动物纹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及河套地区,故又称为“鄂尔多斯动物纹”。但该称呼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因其在中国境内北方广大草原地区皆有发现,且特征不尽相同,故不宜以点带面地称为“鄂尔多斯动物纹”,而应以“北方草原动物纹”命名似更为恰当。 　　从已知相关考古资料来看,北方草原动物纹最早始自公元前9世纪,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达到繁荣阶段,而衰落于公元初年,即晚期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欧亚草原上气候波动、纷争频仍,发生过多次大规模、大范围的民族迁徙。这种人口流动大大加速了草原之路上的文化融合,并在草原风格的动物纹饰牌上留下了鲜明的历史印记,从中既能看到商周青铜纹饰的历史渊源,又能看到黑海沿岸斯基泰艺术的强烈影响,实为研究古代游牧社会意识形态、人口流动、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工艺技术水平的珍贵实物资料。 　　本文以整个欧亚草原为视野,以我国北方草原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饰牌为切入点,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北方草原动物纹的起源与发展及其与整个欧亚草原民族迁徙、融合之间的关系。 　　 　　一、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欧亚草原之路 　　 　　这一时期欧亚草原上的民族迁徙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初年。 　　在第一阶段,北非绿洲日渐衰落,两河谷地更替频繁,希腊城邦尚未崛起,遥远的东方则处在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蜕变的阵痛之中,农耕文明的曙光直欲破晓,而孕育着游牧文明的欧亚草原却风云激荡,“迁徙的民族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②对于该时期草原上的情况,不论古希腊还是中国史籍,相应记载皆付阙如,在无史可依的情况下,传统史学为之束手,考古学与比较语言学则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比较语言学研究结果,今天广布在欧亚大陆上的不同民族大部分属于印欧语系的各个语族,就目前所知,印欧语系共包含11个语族,分别是印度伊朗语族、亚美尼亚语族、希腊语族、阿尔巴尼亚语族、罗曼语族、凯尔特语族、日耳曼语族、波罗的语族、斯拉夫语族、吐火罗语族以及安纳托利亚语族。比较语言学家通过对这些不同语族语言的分析,发现其具有同源性,“大约于公元前四至三千年由单一语言分化出来的”。③而这一语言被称之为“印欧共同语”,而操该语言的民族则被称为“印欧共同语民族”,当是今日印欧语系诸民族之共祖,“分布在由现在的俄罗斯南部到东欧一带,其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阶段。这个共同语民族由于某些原因,大约于公元前3000年,各部族逐渐进行迁徙,有的移向西方进入欧洲,有的移向东南方或东方即亚洲方向”。④先是属于安纳托利亚语族的卢比人与赫梯人翻越高加索山到达两河流域,希腊语族向西到达巴尔干半岛,印度语族“在里海地区分成两支:一支走上沿里海南下的道路;另一支迂回到里海北部,经阿富汗进入印度”。⑤与印度语族关系密切的伊朗语族也在到达里海之滨后一分为二,“一支迂回到里海北部,形成了以中亚的沙漠和草原为活动天地的斯基泰人等;另一支大约沿里海南下进入扎古罗斯山中,形成了建立古代东方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国的波斯人和米底亚人”。⑥ 　　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初年这一阶段,东西方逐渐进入有史的古典时代,当时的史家开始关注欧亚草原局势,其中尤以希罗多德所著《历史》记述最为详尽:“从包律司铁涅司人的商埠向北,最近的居民是希腊斯基泰人。而在他们的那面,是另一个称为阿拉佐涅斯的部落……有着和斯基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