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梁文道“卖纸二人团”的出版秘辛.docVIP

马家辉×梁文道“卖纸二人团”的出版秘辛 　　出书的坚持:简单的我 　　D:听说你即将在远流出书? 　　梁:是的,一月。 　　D:那台北国际书展你过去吗? 　　梁:家辉你去吗? 　　马:2010年我要在麦田出“马家辉作品集”,王德威先生写了一篇序,不过会先出两本。 　　梁:其实我不太习惯在台湾出书。台湾的作者简介写得夸张。你知道我在大陆的作者简介是很简单的,就是陈述事实,出过什么书、在做什么、多少年出生就完事了;但台湾也许就要写什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之类的介绍,然后要找一拨人来给你推介,这件事情令我很尴尬。 　　马:你在台湾出哪一本? 　　梁:《我执》。因为这本书在台湾比较没有地域限制,而《常识》会有一些限制,虽然他们现在也想出。其实麻烦到朋友,我不是很喜欢。比如我找了舒国治写序,他从来不帮别人写序的,而他在大陆快要出版第一本书(编注:已于2010年1月出版,《理想的下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那篇序恰巧是我写的。这就尴尬了。第二,找了张大春,他十辈子都没写过序,这也让我很尴尬。我要怎么办呢?他们找了詹宏志、杨照、骆以军写一段推荐语,这都让我很尴尬。第三,现在台湾的出版界很变态,就像傅月庵说的,他们要找诚品、金石堂的经理来评判你的书。因为现在台湾出版社势力弱,大的连锁书店势力强大,所以他们出书前,要跟书店沟通,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就是说,还没出就已经咨询好意见,而那些人可能是刚刚大学毕业出道的小毛头,就来“指点”出版社的编辑,十几年经验的编辑。 　　D:确实很多书是一大堆人做推介。但我想如果是要听书店的话,做足他们的指引这种…… 　　梁:这也是一定的。 　　马:我很配合的。我喜不喜欢是一回事,通常在两岸三地出书,出版社说要怎样我甚至更配合一点,甚至很多次主动减了版税。因为经常心虚,担心害出版社亏本。我仍然有那种要不得的观念:觉得你出了我的书很给我面子。 　　梁:我很坚持的。在大陆说要上照片,我全部说no,作者简介要最简短,要找人推介我也全部推掉。但在台湾,我就笨在这个方面。我以为台湾整个行业就是这样。 　　马:文道你在抱怨台湾出版社…… 　　梁:我不是抱怨,是描述事实。“各处乡村各处例”,但我还是有点后悔,觉得不应该这么主动配合,应该坚持自己。 　　D:是不是跟他们的书业已经很衰落有关? 　　梁:坦白说现在台湾出版业不是很好,销量下降,书是越来越难做的,所以更需要做这些花俏的东西去竞争。 　　 　　透过出版参与大环境的改变 　　D:那内地出书的情况呢? 　　梁:内地呢,我觉得没有一个共性,地方太大,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很多不同的路线和风格。有些出版社很俗气,出书就会做很多花俏的东西,古灵精怪,非常俗的也有,例如生硬地把一些人的话放在封底说是他的推介,又不告诉你,甚至假造一些资讯。但就因为地方大,始终会有一些出版社可以纯粹地做书,懂得怎样去做一本有品相、有内容的好书。我觉得这个挺难得的。台湾当然有很多有人文精神的出版社,但问题是整个大环境不容许你太坚持,或者太过自主。大陆在书的种类的实现上面反而更多。其实大陆的出版市场也没有一般香港人想象中的好。因为第一,今天大陆的阅读人口的比例,比很多发达地区落后,第二,关于大陆的出版界有很多神话…… 　　D:但我们香港就会觉得大陆市场很蓬勃,因为什么书类都有,卖书似乎也卖得很快。譬如你也曾说过,你的书在香港卖来卖去销量都起不来,但在大陆是一纸风行。 　　梁:这是运气。在大陆,很冷的学术书籍也就卖一两千本,很专门的那种,多数是图书馆买。只不过说这种可能在香港连一两本都卖不动,但在大陆还有一两千的底,而且那些书还可能是作者自己自费出版,或者学校出资,这是全世界的通则。我刚才说的神话,那是什么呢?就是八十年代文化热所造就的,因为当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卖了50万本(编注:据沈昌文先生曾纠正,准确数字应为5万),这是全世界都不会出现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卖过百万(编注:梁文道原话,待考证),不算翻版。这真的是一个myth,哇,中国的文化气息很浓厚!但那其实只是一个畸形的时代,那个年代没什么畅销书的,因为当年大陆出版社里的人全部是那些很有理想,觉得出书一定要出好书,是没有做“赚钱书”这件事的。整个出版的品种是没有现在这么立体的,不会说,除了那些很低级的畅销书和很高级的学术书以外,应该还有很多适合大众阅读,或针对某个人群的书,但现在都有了。所以说,大陆做文化书籍是很好做的,也不尽然是。它只是因为市场大,所以一定比香港好。 　　马:文道,说到出版,我也做一些补充。文道说因为市场大,当然可能性多,就比香港要好。但当你说“大”这个字时,不止市场,也包括书后面的人,包括作家、出版社、不同层次的编辑所在做的不同的事。包括有一票作家,王稼句、杨小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