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水志书的学术价值研究.docVIP

明清时期山水志书的学术价值研究 　　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中，山水志书一向列入史部地理类中。清代《四库全书》又进一步将其划分为“河渠之属”与“山川之属”二小类，以前者总括有关国计民生的河渠水利之书，即所谓“崇实用也”；后者总括侧重于记载山川风景名胜之书，即所谓“广见闻也”。山水志书，向来是传统舆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包括地方志等地方文献的主要内容之一，因其实用与见闻的功能而备受历代学者与各级官吏的重视。明清时期是山水志著述的全盛时期。《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明代与清前期中期的山水志书有150余种。清后期，山水志的著述更为兴盛。在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中所收藏的500余种山水志书中，成书于道咸同光宣间的即占290余种，较之历代山水志总和还要多。这些山水志书，就其内容可分为山岳志与河渠水利志二大类。其中山岳志所记一山或数山之风物、草木、山石、岩洞、沟壑、名胜、寺庙、道观、古迹及著名僧道、隐逸、名士之属，侧重于自然的风景名胜与人文景观。而河渠水利之书，则复杂一些，其记述对象不仅有河川、湖泊、山泉之属，还有水利灌溉沟渠之说，其侧重点各有不同。山水志书作为一种地方性文献，其记载的资料丰富、详实，涉及范围广泛，是研究环境变迁、历史地理、水利史、文化史、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在许多方面可以弥补一般地方史志的不足，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山水志书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山川湖泊变迁的重要史料，是研究自然地理与环境变迁重要的历史文献。 　　 　　以汉水下游河道为例。汉水下游是宽广的江汉平原，沿途地势低洼，河道非常不稳定，曾经有过多次迁徙。成书于乾隆时的《行水金鉴》（及其续编《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与齐召南所著《水道提纲》，对于汉水下游所经城镇、山丘、湖泊以及堤防之修筑、穴口之堵塞都有详细的记载，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最迟到明清之际，汉水下游河道已在今河道位置上。至光绪末年，田宗汉撰《湖北汉水图说》，其亲赴其地考察，实地测绘，复“访之舟子、商人，并参考数家、细加较订，绘为汉水图稿”（湖北汉水图说?序），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水下游地区地理景观的真实可信的资料。 　　湖泊的变化比之河道恐尤甚。《水经注》记载的北方诸多大泽，如今多数已不复存在，或者“面目全非”，即使是如太湖、洞庭、鄱阳之类的大湖，古今变化也非常之大，对此不仅正史、官书不题一字，就是府、厅、州、县志也往往记载不详，而河川湖泊之书，对于这一方面记载尤详。如《震泽编》、《具区志》、《太湖备考》均于湖泊变化言之甚祥；又如成书于道光间的《洞庭湖志》虽主要是采集滨湖诸府、厅、州、县志之有关记载而成，然于湖区之湖山、水道、洲港、堤堰无不具载，实为洞庭湖环境变迁之系统资料汇编。与水道、湖泊的变迁相比，山岳林木的变化资料比较稀少，因为山岳志所记大多为风景名山，山林破坏相对较少，尽管如此，我们在一些山岳志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如乾隆年间《太岳太和山纪略》卷二（物产）云：“太岳太和山自麓至顶七十余里，周围数百里，土地奥衍，物产繁富。方升云：道士廪食者四百人，人给之田，徙民往耕，凡五百五十户，岁得谷三千七百余石。王在晋云：五龙行宫东，平田四豁，桑柘村落，宛然农舍。冯石可云：过华阳桥，除道楚楚，田庐桑麻，不类深山”。这说明，虽为道教名山的武当，在当时仍有部分山林因为经济开发而受到破坏，在宋、元时被称为深山幽谷的五龙宫附近，到明清时已是“田庐桑麻，不类深山”了。 　　 　　二、河渠水利之书有关水利工程之兴废、管理、水利政策以及水利纠纷的详实记载，是水利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河防水利灌溉之事，历来被视为国之大政，因而受到重视，明清时期，此类撰述无论从数量、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成果已远超前代，就其记述内容而言，这些河渠水利之书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河工之书。即专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专著。如：潘季驯《河防一览》、恭凤祚《两河清汇易览》、张伯行《居济一得》、靳辅《治河方略》、黄春圃《山东运河图说》、佚名《南河成案》等均属于此类，是研究黄河、淮河、运河水利史主要的历史资料。其中，大部分志书的编纂者都是长期主持、参与治河工作的水利专家，他们的论述详实可靠。如靳辅《治河方略》记述黄、淮、运干支流水系、黄河变迁、历代治河议论等。又如《南河成案》及续编、又续编以编年的形式汇编了雍正四年至道光十三年间有关南河治理的官方文书档案，是研究清代中期南河水利治理工作宝贵的历史资料。 　　二是各省境内水利专著。即专记某一地区或某一省、府、厅、州、县、乡之河渠湖泽水利之书。如：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张国维《吴中水利书》、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凌介禧《东南水利略》、王履泰《畿辅安澜志》、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陶澍《江苏水利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