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白银地区儒家文化教育发展因素分析.docVIP

明清以来白银地区儒家文化教育发展因素分析 　　［摘要］明清是白银地区儒家文化的奠定时期，也是白银地区文化的成型时期。文章通过对相关因素的分析，试图为人们提供一个理解白银地区文化发展迟缓的理路，从而为未来文化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关键词］明清；儒家文化；白银地区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4-0030-03 　　 　　明朝建立后，为了防止河西大小松山蒙古残部势力的侵袭，在黄河两岸，采取了“空其地于河上”的政策。会宁则降州为县，财政困难，民生维艰，文化教育事业在明初叶极为薄弱。正统二年（1437），置靖虏卫，境内开始形成一文一武两大政治中心。靖虏卫的卫庠及会宁县学宫正式建立，真正的文化教育才算开始。此后，文化才真正纳入儒家文化圈，逐渐受到儒家文化的侵染，从而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底蕴。 　　明代是甘肃本土文化的成型时期，也是白银地区文化的成型时期。 　　从大的文化教育环境看，儒家思想虽然产生于先秦时期，在汉武帝时又被定于一尊，但是它从最初的萌芽状态，到受到官方的扶持，再到被全体老百姓自觉地加以信奉，是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林认为：“儒家思想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主流意识形态，那是在唐代以后。从汉代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人的思想还是比较混乱的，信佛教的、信道教的、信儒家思想的，各种信仰都有。到了唐代以后，儒家的思想才定于一尊，到了宋代，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才变得不可动摇。”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决定了地处边塞的白银地区受到儒家思想的启蒙较晚，明清以后才开启了文化教育之先河。 　　明代以后，白银境内有了儒家文化教育，其主要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一、儒家思想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主流意识形态 　　 　　儒家思想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也是由于儒家文化推广体系已经走向成熟，被统治者自觉不自觉地所奉行，当时境内官员的办学行为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统治者的重视 　　 　　明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极为重视教育。据《明史#8226;选举志》记载：“洪武二年（1369），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唯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正是在统治阶级的如此重视与倡导下，才逐渐开启了白银的文化教育事业。 　　 　　三、甘肃大的文化教育环境得到了改善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封诸子为藩王，其第十四子朱被封为肃王，就藩府甘州。惠帝建文元年（1399），肃王府迁至兰州。藩王来甘肃时，带着大批的护卫甲士、巫医乐师，还有来自江南等地的学者、工匠。在他们的带动下，甘肃各项事业得到发展，尤其促进了文化的全面发展。其中江南的学者为甘肃培养了著名学者段坚（其祖先就是从山西随肃王而来的），而段坚则培养出彭泽、段续等一批才子。在这些学者们的带动下，明代甘肃地方文化日渐兴盛，这无疑也对白银地区文化教育形成一种促进作用。如上面提到的彭泽，曾在法泉寺读书，其诗据说品味极高，在提高法泉禅寺的知名度、对明清两代法泉寺的繁荣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靖虏卫的文化发展无疑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化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正是由于文化发展环境的改善，人们对文化教育发展的自觉意识增强，从而形成一种人们对文化普遍的追求意识。 　　 　　四、地方官员的勤政及对教育的重视 　　 　　从明清儒家教育的发展看，作为儒家出身的官员，推行儒家教育的自觉意识相当强，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儒家“传教士”的角色。据《会宁县志》载，洪武六年（1373）筑会宁新城后，知县郁斌即于城西建学宫，知县刘缙续建完成。正统十三年（1448）重修。成化初知县翟良佐增修。弘治十三年（1500），以庙宫卑陋，迁于城北隙地草场，知县傅恩、樊侯相继任其役。嘉靖十四年（1535）又迁于城东。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城东校址不出人才，复迁于城西旧址。万历六年（1578），知县高拱辰修。据《靖远县志》载：靖虏卫办学情：正统二年（1437），重筑会州城，置靖虏卫，都指挥佥事房贵、指挥使常敬、同知朱能等共同商议，以为卫治既设，武备足以防治地方，学校未建，不足以培养人才，振兴地方，遂奏请朝廷，筹建学宫，于正统三年修建学宫，此乃靖远兴学振文之滥觞。自此，“人皆陶淑礼乐，笃于伦理，漓者淳，薄者厚，文事武备，两为兼尽”，风化渐开，人文始著。据《景泰县志》载，乾隆四十年（1701），江苏栗阳监生史载衡秉职红水，见县邑“蕞尔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