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塘的保护与发展：一位牧民与一位教授的２０年.docVIP

羌塘的保护与发展：一位牧民与一位教授的２０年 　　记得我第一次遇到普穷那拉――一位羌塘的牧民――是在1991年。那时我正和来自西藏自治区林业局、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道，在羌塘进行一次野生动物调查。当时，普穷的家就是个牦牛毛编制的帐篷，和其他牧民家庭一样，他们的家畜群由绵羊、山羊和家牦牛组成。他们所在之地的海拔有4900米高，已经位于牧草草场的北部边界了。再往北，500公里的无人区内，绝大部分是贫瘠的荒漠草原。不过那里的草还够他们家的家畜食用。有位西方探险家曾这样描述：“这里除了风，没有其他痕迹。”普穷用当地牧民特有的热情和友善把我们邀请到他们的帐篷里做客。他女儿为我们端上了新鲜的酥油茶。他告诉我们，他们是在12年前从南边搬到这里来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后期，政府曾用集体制来进行管理当地的生产生活。1981年起，开始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家畜和草场等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管理。普穷家的条件在20多年里逐步好起来了。 　　2003年，我又一次来到普穷居住的地区，这次的合作者来自北京大学和西藏自治区林业局。普穷身上有了更多岁月的痕迹，背驮了起来，手里也握着拐杖，但是他亲切的笑容依然如故。现在，他们家已经拥有了3间房子，一辆摩托和一辆卡车代替了马。以前，他们要用牦牛运输羊毛、酥油和羊肉到南边交换青稞，再运回来磨制糌粑。而今这样的旅程已经成为历史。一条土路延伸到他家门口，邻里之间的交往变得容易了。“当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普穷说，“只有我们一家，现在一共有11家人了。不过这样一来，草地也就少起来了。”附近的北措乡，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时候，有90户人家，现在已经增长到137户了，家畜由原来的45000头增加到79000头。 　　从1985年至今，我多次在羌塘进行野生动物调查，加上2007年最近的一次，已有19次了。除了越来越多的摩托车以外，卫星通讯、太阳能板、电视机，甚至做酥油茶都用上了电搅拌机。看到许多牧民家生活水平如此快速的提高，我感到十分惊喜。 　　与此同时，大部分乡上的草场已经承包到户，承包年限为50年。在我眼里，普穷从一个游牧民转变为定居型的牧场主。我担心，这样的定居模式，是否会导致当地草场承受过多的畜牧压力？草场质量会下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我们已经遭遇过很多这样的教训。我还担心，在这样固定的草场中，普穷是否愿意接纳那些不断来访吃草的野生动物，比如藏野驴？过去，如果普穷的草场遇到干旱和大雪灾，他可以把饥饿的家畜转移到其他地方，现在还可以吗？政策的变化，常常会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减少这些效应？ 　　作为一个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人员，我还有另外一些担忧。当各方出现冲突的时候，野生动物无法发表言论，它们不会使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意见。比如围栏问题。现在，有许多人家出于不同原因，在他们草场周围竖起了围栏。围栏明确了草场边界，围栏里的家畜不需要严格的看护，季节性草场划分清楚，同时也排斥了野生动物的光顾。这些都可以成为建立围栏的有利之处。县政府实施围栏工程，提供免费的围栏，甚至是给予补贴。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围栏竖立起来，藏羚羊的迁徙可能会受到阻碍，被迫改变路径或者停止迁徙，其他的大型野生动物的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当地的围栏普遍为1.2米到1.4米高，对于野生动物而言无法跳过去。我曾看到围栏上挂死的藏野驴，也听别人说起过其他动物，比如藏羚羊、岩羊和藏原羚的类似遭遇。 　　1990年，当我第一次来到阿里的阿鲁盆地时，只有很少的牧民在那里季节性地放牧。我在一次野外调研中，曾记录了681只野牦牛和许多其他的野生动物。在我的眼中，这是羌塘最好的野生动物领地。我为此建议林业局，应该给予阿鲁盆地特殊的保护。但是，这个建议一直被搁置在纸上。现在，整个区域被许多条道路所分割，到处都可以看到房屋，长长的围栏切割着草场。如果谁现在经过那里，可以看到十几只野牦牛的话，已属于非常幸运的事情。疏忽和漠不关心已经破坏了西藏一处最好的自然遗产地。 　　以前，羌塘的人迹非常稀少，仅仅在夏天，会有一些牧民带着家畜在部分区域放牧。上个世纪50-60年代，道路逐渐兴建起来；70年代的时候，部分家庭或者整个乡从南边迁入羌塘，建立了定居点。如今，所有好的草场都已被占据。家畜管理是一个融合了文化和生物学的综合系统，在目前变化的经济和政策背景下更为复杂。野生动物又增加了这个系统的复杂性。 　　 　　羌塘，虽然看上去荒芜，但是曾经生活在那里的野生动物数量是非常令人诧异的。早在1903年，一位西方探险者曾目睹过这样的藏羚羊群，“在我的视野中，一次至少可以数到15000，甚至20000头藏羚羊”；在一个山坡上有“几百只野牦牛在觅食”。现在，如此场景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就已列入国家一级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