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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商业共坚持 交流与合作促发展 　　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经济在飞速发展，文化却是沙漠一片：图书出版品数量与种类相当稀少，知识的交流与传播不足，思想的刺激与讨论如浅滩之水。全民渴望读书却无书可读，承载传承文化、推进阅读的使命任重道远，时代的迫切需求，催生台湾许多有品质的出版单位，其中，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以下简称联经)也在这种潮流中顺势而生。 　　那是1974年5月4日，距“五四”运动55周年，联合报系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在《联合报》与《经济日报》均已建立稳固基础的情况下，以《联合报》与《经济日报》为命名来源，创办了联经，为联合报系的第三个事业体，由刘国瑞先生担任总经理。选择在5月4日这一天，愿望是承继“五四”运动的文化精神。1987年，林载爵先生从英国回到台湾，开始兼职担任联经的总编辑。2001年，他开始全职担任联经总编辑，2004年升任发行人兼总编辑。并一直延续至今。起初，他也犹豫，是在台湾东海大学教历史同时兼职做编辑，还是放弃教职全身心投入出版事业。在感念联合报创办人王惕悟先生的栽培之恩以及在黄仁宇先生的鼓励下，他放弃了教书的念头，选择接手联经。“接触好的学者、接触不同的思想、接触最新的好书，是我二十多年投身出版事业的最大乐趣。”凭着这种乐趣和热情，他带领着联经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如今，联经每年新出的图书120多种，其畅销书和长销书内容丰富，品种多样。三十五年来，联经出版了许多有价值、有品质、有市场的图书，让读者刮目相看。“多年来，联经始终坚持出两种好书：一种是有价值的学术书，一种则是市场书。这就是联经取胜的重要因素。”林载爵发行人介绍说，联经是学术出版的重镇，也是畅销书的出版者。坚持学术与商业的并重，寻找学术与商业的交汇点，出版才能变成一个幸福的事业。 　　有价值学术著作，是联经坚持出版的第一类书。早在王惕吾创办人在成立联经之前，就指明“成立这个出版公司，目的是为了文化，不是盈利。只要是学术著作的好书，一本卖不掉也没有关系”的出版风格，因此，从一开始，联经就确定了“会通中西文化，开拓知识领域”的出版方向，把“为学术界服务、推动海外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有系统地译介新观念新技术书籍、整理有价值的文化遗产”等作为自己的出版宗旨。三十五年里，联经出版了数理医方面的有吴大猷《理论物理学》(7册)，陈省身的《微分几何讲义》、《陈省身文选》，丘成桐的《微分几何》，陈建仁的《流行病学》等；人文与科学领域就出版有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林毓生的《思想与人物》，张灏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杜正胜的《周代城邦》等，汇集了傅斯年、李济、全汉升、周法高、杨联陛、钱穆，余英时，黄仁字、严耕望、刘广京、余国藩、麦朝成、朱敬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的著作。甚至为了表示对学者毕生研究工作的尊敬，联经更是投下巨资，出版足以传世的学人全集，先后出版了《傅斯年全集》、《齐如山全集》、《屈万里全集》、《萧公权全集》，而如《钱宝四全集》(54册，1,700万字)、《牟宗三全集》(33册，1,240万字)、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20册)、《顾颉刚日记》(60年600万字)，加之联经精心策划出版的《中国文化新论》(13册)、《经济学百科全书》(8册)、《台湾研究丛刊》、《明清末刊稿汇编》(10部106册)、《清代起居注册》(280册)、两岸共同合作出版的《康熙朝起居注册》(54册)等，这些全景式的著作的出版，何尝不是对文化的传承。 　　“好书就是有价值的学术书，联经出版的这些学术书，虽然在短时间不能马上收效，但却成了长销书，不断再版。”而且，联经出版的这些学术书几乎不存在滞销问题。林载爵发行人欣慰地说，三十多年来，联经的最大特色是，每年再版书数量都是新书的一倍以上。尽管王惕吾创办人说过，好书一本卖不掉也没有关系，但从经营者的角度来说，如果不注重市场，未来将如何生存?把握市场导向，才能有力地掌控图书的出版方向。联经要出版有价值的论著，也要在出版市场中赢利。 　　所以，市场图书，是联经坚持出版的第二类书。联经出版的市场书，也不是盲目跟从，而是有自己的方向：西方经典与当代思潮的译介，如包括《柏拉图理想国》在内的《联经经典》40多部种、《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等；国外畅销书的译介，如《追忆似水年华》、《魔戒》、《哈比人历险记》等；从70年代开始，联经就适时推出商业丛书，先后有“工商人物”、“商业基本知识译丛”、“国际企管案例集刊”、“企业名著”、“e世界系列”、“大陆投资实务”、“新管理学系列”等，涵盖范围广泛，成为新世纪的新管理学；联经还推出自己的儿童读物，并且取得不错的成效，其中2002年配合课程改革，推出分龄阅读大套丛书“读读乐”36册，联经也积极引进国外的优秀儿童著作，比如1994年就引进了博克莱加州大学劳伦斯科学中心研发的《亲子教学》。这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