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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俄罗斯作家的悲哀 　　编辑平台: 　　本刊之“银光副刊”栏目内容由台湾地区《文讯》杂志提供,并同步刊行。 　　 　　我刚刚从国外归来,还没来得及在澳洲阳光下洗去旅途的疲惫,就被来自俄罗斯的紧急呼叫送到了飞机上。 　　在昔日老大哥的国度,我面对的是在俄罗斯经商的同胞们的一张张写满了蚀骨悲哀的面孔,听到的是他们永远也说不完的凄惨遭遇。可当我问他们,为何不打道回府时,他们一个个却都在装聋作哑。一直到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摆脱了临时客串俄文翻译的尴尬处境时,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俄罗斯是冒险家的乐园。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俄边界易货贸易的兴起,在大学教俄文的我,利用寒暑假和授课的间隙,随着一个个贸易代表团几乎走遍了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这期间,我结交了不少俄国朋友。其中,交情最深的是远东地区的一位俄罗斯作家。 　　在没见到他之前,我在俄罗斯远东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远东》杂志上读到了他的一篇小说。说来也巧,我还悲哀地沉浸在小说的凄凉氛围中时,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就登门约我翻译俄罗斯远东作家的作品。我高兴得几乎叫了起来。 　　就这样,他的短篇小说在中国刊登了。就这样,我和他书信往来,一直到他手捧鲜花在哈巴罗夫斯克机场将我紧紧拥抱。我在他那苏维埃模式的公寓度过了难忘的一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写作的方式。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但他却用手写,而手写的工具是地地道道的苏维埃铅笔。离别时,我感谢他的俄罗斯美味佳肴时,他笑着说:“萨沙,我的好朋友!你是在自己感谢自己,如果不是你托你的中国朋友将我的稿费转交给我,我还真没有这个能力在自由市场上买这些高档货呀!” 　　其实,我没有对他实话实说。编辑部付给的稿费是给我这个翻译的,作为原作的他没有稿费。但我知道当时俄罗斯生活的艰难,而人民币在远东地区又是俄国人心目中的“第二美元”,所以,我才托朋友将我的稿费200多元人民币,作为他的稿费,给他带到了哈巴罗夫斯克。 　　后来,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一直到他那悲痛欲绝的哭声消失在电话里,我就失去了和他的联系。 　　那是1993年,我已定居澳洲三年,应约回国和一位电视剧编辑商谈我的一个以中国人闯荡澳洲为题材的电视剧大纲,可当编辑先生看到从我的口袋里挖不出资金时,他脸上的赞美霎时间变成了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我们只好不欢而散。 　　我走出电影厂的大门时,满腹的失望变成了饥饿的呼叫。于是,我走进了一家饭店。想不到,就在那人声鼎沸的大厅里,我和一个在俄经商的大陆老板萍水相逢。也许,是他对几年前我在西伯利亚为他雪中送炭还记忆犹新,他特意将我请进了一个包厢。当茅台酒在我腹中歌唱时,我痛痛快快地发泄了刚刚受到的侮辱。想不到大陆老板却笑逐颜开了:“那个不讲信用的狗屁编辑,不是对事先答应的机票钱装聋作哑吗?那好,你从澳洲来中国的往返机票我包了,我请你去布拉格维申斯克的公司客串三个月的翻译。” 　　我来到布市的当天晚上,就给我的俄罗斯作家朋友打电话。电话筒里传来了他的热情和兴奋,我们相约在哈巴罗夫斯克见面。可我从第二天起,就忙得团团转,只能让我的朋友在电话里大喊大叫了。 　　我记得那是前苏联最动态的日子,克里姆林宫里的保守派将枪口指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结果是保守派坚守的大本营白宫被新思维攻陷。随后,叶尔辛就在苏维埃人的咒骂声中,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送进了悲壮的历史画卷。 　　就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日子,我的朋友在电话里大吼大叫:“萨沙,我们完了,我们完了……” 　　如果不是我的护照签证已到期,我会去哈巴罗夫斯克见他的。回到澳洲后,我曾给他打过电话,写过信。可电话打不通,信也是石沉大海。 　　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切都变成了过去,但我和他的友情却是亲切的怀念。也因为如此,我为朋友解决了燃眉之急后,就千里迢迢地从卡兰卡达飞到了哈巴罗夫斯克。 　　当我一面在心中祈祷上帝,一面敲门时,房门却自动打开了。 　　我的上帝!见到他的第一眼,我激动不安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巨响,险些被熏天的酒气击倒在地。出现在我眼前的他,赤着双脚,手握着伏特加酒瓶,当年那双喜气洋洋的蓝眼睛里却是一片混浊,一片茫然,失去了生命的光泽。 　　对我的突然出现,他似乎惊讶又不惊讶,只是用不修边幅的老脸在我面颊上留下了一个见面礼。 　　我尾随他走进房间,出于礼貌,没有用手捂住鼻子。他的房间里几乎找不到一寸净土,满屋子里弥漫着一种奇特的味道,那是烟、酒、旧鞋脏袜和俄罗斯男子的体味混合创造出来的怪味,令人窒息。我从他手中接过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却没有勇气用嘴去碰那脏乎乎的杯子。 　　“怎么,萨沙,不喜欢咖啡?那就来杯俄罗斯的伏特加。” 　　我急忙摇头,急忙喝了一口苦涩的咖啡。 　　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本应在幸福相见的时刻,彼此倾诉自己的故事,可他却是一面灌伏特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