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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四大流派及其方法论回观 　　摘要：20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真正起步、碰撞、迷茫、理性抉择的“积淀期”。对这一阶段的自由主义流派、现代新儒家流派、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后现代主义流派的文化观及其方法论重新进行梳理述评，是为了对21世纪文化现代化的“战略期”提供理论参照。这一时期四大流派在整体上日益走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相互了解的“破冰之旅”。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从哲学方法论角度上讲，应该遵循符合时代特色的创新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即在“描写Vs评估”、“分析vs综合”中建构别一种“综合创新”方法。 　　关键词：文化现代化；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3－0155－06 　　 　　文化现代化至为关键的是文化观念及其方法论厘定。虽然说“理论是灰色的”，但作为一种方法论指导和理念“范式”，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轻视理论研究和理论探索的。尤其对具有“本体论承诺”意义上的理论梳理而言，其本身亦是吁求一种“普照的光”。尽管马克思曾告诫我们“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马克思同时又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从社会发展与文化转型进程来看，如果说21世纪属于中国文化振兴与民族复兴的“战略期”，“中国将成为惟一的真正可以和西方社会抗衡的力量”(哈拉尔德?米勒语)，“中国在21世纪将是一切冲突的中心”(亨廷顿语)，那么，20世纪最后20年，则一定属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真正起步、碰撞、迷茫、理性抉择的“积淀期”。既如此，笔者不遗余力、揭橥前人成果，重新梳理“积淀期”的文化观念及其方法论，其目的大致有二：一则为“战略期”中国文化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二则来丰盈和涵养我们当下的“复兴”工程，以真正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下面依据自由主义流派、现代新儒家流派、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后现代主义流派图式，分别展开澄明、论列和述评。 　　 　　一、自由主义流派 　　 　　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植根西方经验论与契约论精神却依稀可见中国痕迹的思想派别：把中国问题中国文化置于西方路径或世界视域来审视，“睁眼看世界”，从而寻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严复、胡适、林毓生、殷海光依次开这一流派先河。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是海外学者李敖、柏杨、傅伟勋和张灏等，在大陆则是朱学勤、汪晖、徐友渔、王思睿、许纪霖、秦晖、汪丁丁、王宾等。 　　李敖是这个时期“全盘西化”的盟主，自称“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他曾宣称：“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而向现代化国家直接学”，“除了死心踏地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显然，这完全是一种“西体中用”的论调，是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决裂与不带情面的反叛，是挂空自我的极端文化自卑心态与纯粹而激进的自由主义方法。 　　柏杨的批判基于一定的“选择”与“改造”，但较之李敖，要温和得多。他的“酱缸文化论”可谓例证。“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混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他指出，祛除或治疗“酱缸文化”一方面需要传统文化“自身的改造”，另一方面需要外国人的援助。因此，从本质上讲，柏杨属于有选择的自由主义学者。 　　更退一步的则是带有调和性意味的傅伟勋。他指出：“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重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们的文化传统”。而“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他还强调建构中国本位的现代化综合体系。可见，傅伟勋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开始大幅度回头，从而为自由主义日后与儒学的照面与“融合”留下空间。 　　在自由主义一厢情愿地建构自己的文化现代化理论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也愈来愈彰显。于是，自由主义也开始发生根本理路上的转向，张灏先生是为代表。他基于对儒家“忧患意识”的省思、对马克思异化观念的梳理、对“轴心时代”文化跃进的研究等，在尼布尔危机神学人性论的影响下，开始反思、检讨甚至批判自由主义，进而提出自己的“幽暗意识”思想。并渐渐转向“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的“双轨制”文化现代化理路。可以说，张灏在文化现代化的省思理路中，日益向儒家流派靠近了。关于这一点，自由主义的第四代传人朱学勤作出了中肯的判断：“自由主义纷纷向传统伸出了橄榄枝”。 　　回观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发微，笔者主要选取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及1990年以来对自由主义思想实质的理解阐发为主线展开论列。在“空谷足音、振聋发聩”的上文中，汪晖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