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的双重审美境界.docVIP

《唐山大地震》的双重审美境界 　　[摘要] 讲述“23秒 32年”的影片《唐山大地震》在主观和客观上蕴涵了两重审美境界。在艺术审美的层面上，影片关照了后汶川时代，国人心灵废墟和精神家园的重建；在哲学审美的层面上，“方登”一角的塑造本身隐含着一个审美主义精神的乌托邦的寓言。 　　[关键词]精神废墟 心灵重建 理性主义 审美主义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1.019 　　 　　自《唐山大地震》问世以来，外界的反映可谓是褒贬不一。有舆论认为，冯小刚带领他的团队以这一巨作创造了首映3620万元的票房指数――超过了好莱坞进口大片《阿凡达》和《变形金刚2》，将中国电影在市场竞争中竞技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有学者指出，《唐山大地震》将艺术品质、思想导向以及电影的商业诉求完美地结合了成为“三位一体”的主流电影，标志着国产主流电影的新风向。当然，导演在影片中多处植入商业广告的处理方法也广为世人所诟病。淡去各种多角度宏观赏析的眼光，笔者看到了在后汶川时代，《唐山大地震》如何慰藉了国人心中弥留的隐痛和创伤，看到了心灵废墟重建过程中的困顿与出逃――导演有意构建的审美境界，更从特定角色的塑造中看到了在世俗社会中，审美主义精神对于理性主义精神的负隅顽抗和最终的缴械投降――影片本身所自在的客观存在的审美气质。 　　一、《唐山大地震》外露的心灵世界的废墟与重建 　　导演冯小刚虽说在《唐山大地震》这一命题下作文，却巧妙地偷换了概念。可以说，影片《唐山大地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灾难片，它所展现的并非灾难本身。影片的主要情节从小说《余震》中提取，在叙事上采取延时叙事的手法，将开头四分钟的大地震作为故事发生的大背景，却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以镜头为视点凝视着一户家庭在震后的三十年悲欢离合的心灵重建史。 　　基于唐山大地震这一真实的自然灾害的发生，影片将叙事追溯到了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几秒钟内，天崩地裂地动山摇。当光影再次浮现，满目疮痍的画面向人们昭显了灾难的全部意义：一座重工业城市瞬间消失了，随之毁灭的还有无数还在酣睡中的美满家庭。我们原应为生者庆幸，为存下三口的四口之家，为意外存活的姐姐。然而导演的本意显然不在于“复写灾难”，而在于以一只敏感细腻的手触碰那32年来，潜藏在母子三人情感深处的冰冷心结。从美学的角度而言，自然灾害施加于人类的苦难构筑了最原始的悲剧意义，随之萌生的是唐山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创伤。然而，在此作品中，冯小刚在美学风格上的探索并未浅尝于此。钢铁城市的坍塌可以重建，而心灵的创伤则难以愈合。如果说，对灾难场景的模拟重现还使影片停留在普世的悲剧美学的层面上，那么影片对那一场血亲之间触及魂魄的死亡审判，对那一场公开面对亲子三方的“一命换一命”的即时判决的呈现，对人物――“杀子”的母亲元妮（徐帆饰），再生的弟弟方达（李晨饰）以及“被害#8226;生还”的姐姐方登（张静初饰），关系之间折磨与被折磨，困顿与出逃的关注，则首次触及了后汶川时代国人所共同面对的心灵世界的坍塌与重建的美学课题。 　　影片中元妮反复念叨着一句台词“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方达称她“心里碎得像渣一样”，这些都是母亲元妮32年来的心理境况的写照。在地震中，她失去了“愿意拿命”爱她的丈夫，又在两难中放弃了自己女儿的生命，变相地宣判了女儿的死亡。丧夫的伤痛和弃女的负罪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元妮，元气大伤的她几十年如一日地过着清贫勤勉的苦行僧式的生活，以自我惩罚求自我救赎……32年来，她被囚禁在良心的自责和精神的痛苦的牢笼中无从解脱，她无法接受一段新的感情，无法移居到一处新的房屋，无法克制自己反复叮嘱亡夫和亡女回家的“?}人”习惯……她完全将自己围困在32年前垮塌的心灵世界的废墟中，自我折磨。 　　影片中，七岁的方登的心灵在地震中受到了自然灾害和血亲弃杀的双重摧毁。在残酷的命运面前，恐慌幼小的她似乎在“救弟弟”三个字中看穿了亲情，在起死回生的经历中看透了生死，从此变得冷漠幽闭，并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将自己囚禁在了怨恨的牢笼。她受尽头痛和噩梦的苦，却无法释怀；抵挡不了折磨和怨恨的诱惑，而始终无法原谅，终于在怨恨或是折磨生母的心灵废墟中选择了出逃。徒劳辗转之间，她走上了一条自我放逐的人生道路――“失忆”，未婚先孕，退学，单亲妈妈，音讯杳无，远嫁海外……如果说，那场地震造成的心灵废墟，是囚禁了元妮32年的心魔，那么，它给方登带来了的伤害同样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著《余震》中，弟弟方达这一人物是完全隐失的，然而在影片《唐山大地震》中，弟弟这一角色的设置则承载着重建精神家园的使命，不可或缺。在外出闯荡之前，与母亲元妮朝夕相对的他深知其痛苦，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将出人头地，体恤报答母亲当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