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思想者”.docVIP

并未远去的“思想者” 　　寒溪先生故世已经两年多了。可是，无论像我这样与他常年在一起工作的晚辈，还是国内音乐理论界熟悉他的朋友，都常常念起他――那个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每每因见解尖锐、深刻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人；那个在冷峻的神情背后，隐藏着巨大热忱的人；那个虽身在辽宁，影响却遍及国内音乐理论界的人。 　　寒溪先生原名寒恺，1926年8月10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他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吉林省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国立长白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大学读书期间，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及奴化教育，对国民党的腐败及专打内战的丑行深恶痛绝。他倡导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并被选举为监察委员会主席；他主动靠近党的外围组织，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参加了由进步学生和青年组织的歌剧团，并参与了《日出》《原野》《雷雨》等剧目的演出；为反抗反动当局的统治与迫害，他领导组织了“反抓兵”、“绝食”等学生运动，在吉林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北师大”就读期间，他加入了北京高校的抗暴联合总会，积极参加读书报告会，积极组织歌咏比赛和诗歌朗诵会，使《白毛女》《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响起在解放前夕的“北师大”校园。在“反美抗日”大游行、“七?五”大罢课以及“反饥饿、反迫害”等学生运动中，担任指挥部联络员的他，不顾安危，往返于各高校之间，活跃在游行队伍中，反动军警向学生开枪镇压，他也没有退缩。国民党特务机关视他为“共党职业学生”，1948年8月将他逮捕。在狱中，他高唱进步歌曲，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者风骨。两个月后，他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后，他带领30名“学运”青年投奔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军。 　　在部队，他先后担任48军青工队分队长，142师政治部宣传干事，东北军区炮兵政治部文工团教员等职，他随军征战河北、河南、湖北、江西等，先后立三次大功两次小功。 　　1952年10月，他转业到地方，先后担任东北文艺出版社、东北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音乐生活》杂志社的编辑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参与创办了综合艺术理论刊物《艺术广角》，任主编，并担任辽宁省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93年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称号。 　　虽然寒溪先生身兼领导、编辑、理论家三职，并且以上三个方面的业绩均可圈可点，但给人印象最深也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音乐理论上的贡献。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历史新时期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1978年5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拉开贯穿整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的序幕。”“80年代的启蒙者，把自己视为现代文化的先知和先驱，以批判者的姿态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他们真正要清算的是‘文革’和它以前近二十年的中国历史。”（洪兆惠语）① 　　寒溪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启蒙者。只是他与上述以批判、清算为己任的“先知和先驱”们略有不同：寒溪在主要干批判、清算――“破坏性”的事情的同时，还做着“建设性”的工作（尽管在哲学的意义上，批判也是一种建设，但从下文可以知道，寒溪的“建设”是真正意义上的建设）。 　　寒溪的“破坏性”，主要体现于《试议音乐与政治》这篇论文中。 　　文艺（音乐）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作为一种文艺方针，还是作为一种文艺理论（被写入文艺理论教科书），在我国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段，被视为天经地义，不可动摇。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党中央提出放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替而代之，但是，寒溪敏锐地意识到，作为深受“文艺为政治服务”影响几十年的我国音乐界（文艺界），要真正转过这个弯子，必须在理论上做彻底清算。 　　在这篇万余言论文的开篇部分，寒溪表达了音乐界应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的迫切心情，面对“像一潭浑浊的死水”的思想理论现状，他写道：“三十年来，特别是‘四人帮’专制的十年，我们付出了泪的、血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难道连点经验教训也换取不来吗！……谁能说清楚，对三十年来的音乐艺术实践，到底总结出了什么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有的人总结历史，大讲应该如何，而不讲曾经如何……我们用实践检验历史，不单单要看看我们错误地批判了几个人、几部作品，而是要检验我们指导音乐实践的理论是否完全正确……有的同志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做一把利剑来欣赏，虽然赞叹它的锋利，但从不想用它宰割点什么。他们的解放思想，是在高空中进行的，那里空气稀薄，什么也挂不着、碰不着。”文中充溢着焦急、忧虑、痛心甚至愤怒，体现了寒溪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理论家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在接下来的正文部分，寒溪针对音乐（文艺）界在音乐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代表性错误观点――“文艺（音乐）为政治服务没有错，错在作家艺术家对它理解上的狭隘、片面，执行上的庸俗化、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