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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让子弹飞》的文化批评 　　[摘要]《让子弹飞》的思想性和多义性让它超越了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娱乐性和直接性，把观众的消极接受暗暗转变为主动索取，使观众获得了更多的填补文本空白的自由。在当前中国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多样化的文化形态、价值追求交织的情况下，《让子弹飞》使延时的“子弹”――对政治的思考、对文化的反思、对人物的刻画给当下的电影困境带来了蠢蠢欲动的活力。同时，艺术价值和商业利润的自然组合也将创造一个新的电影局面。 　　[关键词]《让子弹飞》 文化研究 历史现实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4.017 　　 　　近年来，中国电影体制热衷于对票房的追逐，却越来越忽视对电影文化的关注和表达，甚至渐渐走入一个尴尬惶惑的文化禁区。尤其是很多商业片，内容空洞、精神贫瘠、不知所云，最终导致门前惨淡、骂声一片。人们渴盼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的出现。2010年12月16日，姜文的第四部作品《让子弹飞》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隆重上映。“七年磨一剑”的姜文在《让子弹飞》的拍摄初期就打出了“西部、喜剧、传奇”的旗号，再加上大牌明星的应邀加盟、多方媒体对《让子弹飞》的全面宣传，更是吊足了观众们的胃口。在众望所归之下，《让子弹飞》首战告捷――首周票房1.7亿，打破了《唐山大地震》1.6亿元的国产片首周票房记录。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部既叫好又叫座的商业电影。它给当下困顿的中国电影局面带来了一股清凉的风，既让人清醒，又让人回味。 　　从文化研究角度来说，电影艺术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样式，更是社会文化系统中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关注电影中意义是如何生成和接受的，其中又蕴含着怎样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斗争。正如文化研究学派的中坚人物斯图亚特#8226;霍尔所说，就文化研究而言，“从内容到结构或者从明显的意义到代码层面的这种转移绝对是这种批判方法的一个典型特征”。[1]文化研究“集中研究不同社会环境中, 即当代和历史的环境中的文化实践和权力问题”，“确定了媒体如何给予某些意识形态和话语以特权，同样重要的是，它也确定了社会位置如何给予某些文本的解释以特权”，因而“它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为了论证人们的社会位置、他们的自我身份和诠释策略、与文化抵制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2]文化研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电影本身的内部构成上，而是将精力集中在了电影与社会文化广泛而复杂的联系上，寻找文本背后的意义及其生成机制，从而解构文本的主导意义结构。本文就力图运用文化研究的视角对《让子弹飞》进行深度的挖掘，寻求内容背后的意味。 　　《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盗官记》。故事情节非常简单，讲述了一个土匪张麻子与骗子汤师爷上任鹅城，并与当地恶霸黄四郎斗智斗勇的故事。但是，在这个幽默、俏皮的故事中，却隐藏着丰富的社会寓意和政治批判。若借用符号学与叙事学的研究成果，将电影视为一个文本，其中的人物和各种事物都可以视为一种符号，它们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关系。“虽然有时这种对立关系比较隐晦，但当我们有意识地用符号学的理论视角进行观照的时候，还是能发现这种差异性。”[3]寻找到这种关系，对于我们解读电影文本中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文化差异、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关系贯穿影片始终，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 　　在影片中，对影片本身内容的呈现及其历史背景的梳理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影片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了从远处飘来的“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以及火车前行的声音。车内的马邦德、汤师爷、县长夫人吃着中式火锅，喝着红酒，谈着诗词，坐着马拉的火车向前奔去。李叔同的《送别》与西洋配乐、白马与火车、火锅与红酒，微妙地表现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差异和组合。影片人物的主要活动范围限制在了鹅城，它本身的视觉形象也有象征意味。这个如孤岛般的小城，虽然处于民国时期，但是其建筑结构、街道布局却具有欧式风格。而城门口迎接假县长张麻子的鼓阵、鼓女的妆扮却又属于日本风情。恶霸黄四郎经常是汉语、英语并用，两者并行不悖；给侍女起名叫“黛玉晴雯子”；贩卖烟土赚的是“美元”，有一颗地雷是“美国制造”；他还请张麻子给他当“介错人”，而“介错”是日本武士的一种死法；教育花姐等“客人永远是上帝”。土匪张麻子则希望老六去留学，“东洋三年，西洋三年，南洋三年”，还要听莫扎特的唱片；县长夫人的葬礼上，请神父为她念了一段悼词……这些都是对外国文化崇拜的具体体现。文化的冲突尽管没有十分激烈，却也让人追寻故事发生时代的历史背景，使叙事染上了政治色彩。影片通过对历史细节微妙的呈现，使人们从中理出了历史脉络。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混战，而正义之士蔡锷兵败后去了日本，很多有才之士留学欧美。再加上欧美和日本自身的强大、国际地位的重要，当时的人们对欧美、日本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惟欧美、日本是从，学习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