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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教化与为人师表 　　“修养”一词，人人爱说，司空见惯，但很少有人去深究其里。其实，它与“学习”二字含义本无不同，都是讲自我提高过程的。《礼学记》有载：“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故注云：“修，习也”。古代儒家多把善于通过以内心反省方式来培养和完善自我人格的行为称之为“修养”。因此，宋代的思想家朱熹曾在他的《近思录》里，便引用了程颐的这样一句话：“修养之所以引年……皆工夫花在这里，则有此应”。看来，“修养”乃是一种长期坚持自觉学习和修炼而得的必然。而今，“修养”的含义扩大了一层，它不单指一个人的处事待人态度，还包容了其所具有的学识涵养和文化水平。比如，人们惯说的思想修养、道德修养、文化修养、文学修养等等，皆源于此。总之，“修养”既是一个人在思想品格上的长期修练，同时也是不断学习、博通古今的学识积累，只有二者兼而得之，才能算得上是个真正具有“修养”的人。 　　由此我便联想到当今演艺圈内演员的修养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演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厚爱，并誉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民的艺术家”。这是因为，演员所从事的职业，具有净化人们心灵、陶冶人们情操、传播文化知识，并以真、善、美直抒真挚之理的审美教育作用所致。古训中所谓“发乎情性而止乎礼义”者，正是指此而言的。当然，以上只是从演员高台教化的职业功能角度提出来的。那么，就演员本身的思想学识而言，不言而喻，理应与其职业的社会功能相联系，即演员不仅是舞台上教化人心的典范，在生活中也应该是为人师表的楷模，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演员。借用西汉匡衡的话说，便是“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此话放在演员身上，便是在言传与身教二者之间，只有注重自身德行、情操和学识修养，才能真正尽职于自己的专业，演好自己所扮的角色，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便是“只有先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恐怕这是演员获取事业成功、达到德艺双馨的唯一通道。 　　思想品德修养是统领每一个人言行规范的要筋。那么思想究竟是指什么呢？用哲学的语言讲，就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说得朴素一点，便是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思索与辨析；那么品德呢？品德则是一个人的品质及其生活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它们都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自我约束、自我把握的意识行为。比如同样一个事物，持有不同思想和不同品德修养的人，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自然对此就会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行为，说得再具体一些，如果说在利已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付诸行动，必然就会同站在利人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付诸行动将有本质的区别。这就需要每一个人在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时有个准则和规范。孔子要人们“一日而无不三省”，以便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义”常道。“礼”者，“道之德也”，“义”者，“仪之规也”，按他的原话说，便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语），这当然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要求每一个人的言行，以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规范，以各种法律为约束，以做好事为荣，作坏事为耻。因此，所谓思想修养、道德修养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通过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使其言行由不自觉变为自觉，由不主动变为主动而得的必然，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思想品德和修养的演员，才能无愧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民的艺术家”这样的光荣称号。 　　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演员，都是以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为已任的，他们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尽职于自己的艺术事业。尤其是那些身处基层的地县剧团的演员，他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长年奔波于偏僻山区为广大人民群众送戏上门，他们无悔无怨，既对农民观众没有丝毫的分外要求，也从不计较自己的名份、地位和待遇，只是长年累月尽心于本职的艺术事业，并把群众的欢乐看成是对自己的最高奖赏和最大快慰。这种情操、这种品德、这种奉献与敬业精神，就是一种具有高度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的完美体现，更是一种台上高台教化、台下为人师表的完美结合。倘没有这种长期自我修练的品格，又何能以一生擅于职守，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呢？ 　　然而，有个别演员则不是这样，他们一旦小有成就，便忘记了人民，忘记了党的最高利益，向组织要名要利，倘一事不能满足，便摔耙子拿一手，要么临出场前装病拒演，要么台上敷衍作戏，有的一旦成名，利欲熏心，擅离职守满天飞，老虎屁股摸不得，动辄还以种种借口要挟组织。更有甚者，极个别演员竟然作出违犯法律的事情。这些演员，唯我为大，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类演员，何谈思想修养、道德修养？何谈高台教化、为人师表？又何能享受“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誉？记得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贝多芬传》语）。由此看来，一个演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