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牺牲品 爱情的斗士.docVIP

婚姻的牺牲品 爱情的斗士 　　 19世纪美国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中的女主角海斯特以她的美丽、野性、善良、勤劳与独立打动了无数的读者。而曹禺先生的剧作《雷雨》中的蘩漪,也以她最具“雷雨”性格的形象吸引着千千万万喜爱她的人们。在诸多文学评论中,分别论述这两个角色的论文、书籍不计其数,但是,把这两个角色放在一起比较的却不多见。事实上,蘩漪和海斯特,作为中外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个文学形象,虽有其差异,但也存在不少共性。在此,笔者期望通过比较分析这两个角色的异同,使读者对她们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女性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举步之艰难。 　　 　　 和束缚人性的旧时代抗争 　　 　　海斯特和蘩漪处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她们所处的社会都是残酷的、压抑人性的,是滋生悲剧的。正是这压抑人性,令人窒息的社会激发了她们叛逆的个性,勇敢地追求爱情自由,和束缚人性的宗法制度进行坚决的抗争。她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又是社会的悲剧。《红字》的背景是十六、十七世纪政教合一、清教专制、令人窒息的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当时既有统治人民的清教徒们制定的严酷法律,又有愚弄、麻痹、镇压人民的精神枷锁――宗教。那时的清教徒积极推行禁欲主义,男女之间有谁犯下通奸罪,他们就必须佩戴“A”字,以示惩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虽然在内心向往幸福和自由的婚姻,但在表面上又不得不遵从法律和清教徒的清规戒律,压抑自我,对不幸的婚姻表现得忠心耿耿。这样身心的矛盾使得人们心灵扭曲、人格异化,甚至跟随清教以野蛮的手段压抑人性,摧残真善美。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红字》中年轻漂亮的女主人公――有夫之妇海斯特和当地颇有名望、受人尊敬的牧师迪姆斯台尔相爱,悲剧自然是这场爱情的必然走向。他们的隐情被人发现后,海斯特,这个“罪恶的女人”被清教徒统治者送上审判台进行公开审判。她拒绝说出“奸夫”的名字,被清教徒统治者判胸戴红色“A”字终身受辱。但她并不以为耻辱,骄傲地佩戴着红色“A”字,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并极尽全力照顾她和迪姆斯台尔爱情的结晶――珠儿。 她甚至把A字漂亮地绣在华丽的衣服上,使之更加引人注目。这种坦然自若是对清教徒法律的无声的抗议和宣战。海斯特的叛逆精神在这里表现得鲜明突出。 　　而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曹禺在他的剧作《雷雨》中描写了一个中国资产阶级封建大家庭崩溃时的家庭悲剧。在当时,主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封闭的发达的家文化。②这种家文化表现在婚姻关系中,就是夫为妇纲。丈夫享有绝对的权威,妻子对丈夫是绝对的服从,没有自己的声音。在很多封建大家庭里,婚姻其实是无爱的代名词,家也成了妇女的牢笼。《雷雨》创作时,“五四”运动带来的追求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和旧的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处于交锋之势。部分在封建礼教压抑下接近崩溃的女性,开始觉醒,和封建礼教作斗争。在剧本《雷雨》里,周朴园,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统治者,专横跋扈,冷酷无情,致使他年轻的妻子蘩漪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感到被压抑的苦闷,和与之年龄相当的继子周萍产生了暧昧关系。这是封建纲常之大忌,但对蘩漪,却是她和旧的封建礼制彻底决裂的体现。她是一个要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的女性,正如她本人所言,“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当怯弱、自私的周萍为摆脱与继母的乱伦关系,想从负罪感中解脱,把目标转向了活泼可爱的侍女四凤时,即将失去爱情的蘩漪由嫉妒而生恨,最终歇斯底里地挣扎、搏击,不顾一切地反抗和报复。她那“我是人,一个要真正活着的女人”的呼喊,是现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是“五四”时代自由之声的回响。 　　 　　婚姻的牺牲品,爱情的斗士 　　 　　海斯特和蘩漪都生活在畸形的婚姻里。海斯特的丈夫齐灵窝斯是一个年衰、畸形的老学究,心胸狭隘,性格自私怪异,和美丽单纯、充满青春活力的海斯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齐灵窝斯所言,“首先是我害了你,我把你含苞的青春和我的衰朽结成了一种错误和不自然的关系”。婚姻初期的海斯特幼稚无知,不觉得自己可怜,反而感到了一种暂时的满足。但事实上,齐灵窝斯和海斯特之间精神上、年龄上、身体上的差距使得他们的婚姻时刻都被危机包围着。海斯特的青春被这没有真正爱情的婚姻埋没了,这时的她精神领域里是一片贫瘠。 　　充满危机隐患的婚姻是不堪一击的。在先于丈夫移居波士顿后寡居的生活中,海斯特和年轻的牧师迪姆斯台尔相遇并产生了爱情。两人年龄相当,充满活力,思想接近,在严酷的社会制度和无情的宗教法律下开始了他们注定只能是悲剧的爱情。在阳光明媚的爱情的照射下,海斯特惊奇地发现她和齐灵窝斯的婚姻是多么的丑陋。那个时期的生活“仅如败墙上的一丝绿苔,养育在腐朽的质料上”。所以当“罪恶”的爱情被人发现后,勇敢而坚强的海斯特便开始了她朦胧的对夫权、政权、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