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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红高粱家族》叙事艺术研究 　　摘要：《红高粱家族》的叙事艺术独特新颖，与以前的中国小说的叙事大相径庭，并开创了小说叙事的新纪元，作者在历史叙事和事实叙事、叙事时间上既有西方的理论影响，又有中国民族特色，为以后的叙事提供了经典的仿效范本。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　历史叙事　事实叙事　时间叙事 　　 　　莫言1986年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随后，他又连续写了相关的几个中篇，并将其结集为《红高粱家族》。成为莫言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品，对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其为“寻根派”，称莫言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骁将”。李洁非认为莫言是先锋派，“在莫言哪里，小说写作超越于‘讲故事’这个层面’……”《红高粱家族》的叙事模式成为以后小说写作模式暗流，其中叙事特色达到了写作的高峰，彻底颠覆了以往传统小说写作的规范，他不仅汲取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叙述特色，还结合了中国传统野史的写作特点，从而使《红高粱家族》成为一个经典的文本，对其进行细致的剖析，对理解其他作品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虚构叙事和历史叙事 　　 　　1985年，当代文学开始了“寻根小说”的创作潮流，莫言也深受其影响，开始创作文化寻根小说。《红高粱家族》成为其文化寻找的起点，《红高粱家族》作为“新历史小说滥觞的直接引发点”，典范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从‘启蒙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的审美过渡，从而极大地开拓了现代中国历史叙事的文学空间，作者从此开始从历史沉积中寻找文化活力因子，那么，莫言就找到了民间本土文化，但民间底层文化存在处于自由意识状态，很少留笔于正史写作，所以莫言的叙事存在虚构叙事和历史叙事两难境地，如何处理民间存在和正史写作、人物行动和人物思维、场景虚构和真实情态的写作悖论成为作者叙事的关键点。 　　首先，莫言在创作完声称，《红高粱家族》里，“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可见作者认为自己的创作完全是虚构的，作者的言论可能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考量，也可能是作者的真实创作实态，此话真实与否，都说明作者创作存在着虚构的叙事，所以陈思和教授评价《红高粱家族》，“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故事。”无论是小说的经典场景“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洗洋的血海地”，还是小说中爱绝狠绝的爷爷和奶奶、狡诈至极的冷支队、执着至极的江队长，都有作者虚构因素的介入，所以作者坦白“我确实不曾看到过如此浩瀚的高粱地”、“小说中的世界是我创造的”。小说中用了大量修饰词、排比句式来突出高粱及其组成的场景，通过写高粱的颜色、气味、冲击力、诱素，利用丰富字词复沓来创造出超越物体实际存在实态的氛围和意象，使叙事效果更加突出，予读者的印象更深。 　　作者远取古代传统的侠义英雄写作模式，近取十七年文学中革命英雄写作型范，综合变异，写出奶奶爷爷的大爱大恨，超越了世俗，在中庸文化为主流意识中国，这样的书写只能是凤毛麟角的，最多只是文学作品的美好愿景；而爷爷的的土匪(引寓侠义)之爱―杀死单家父子―单家做活计―不被奶奶认可一耍懒混日一出酒显胜―接纳为主人―继续土匪生涯―与恋儿同居―奶奶怒找黑眼―爷爷与黑眼拼命―奶奶原谅爷爷―奶奶抗日牺牲――爷爷为其出大殡，这个叙事流程可明显看出有传统英雄传奇、才子佳人的故事影子。而作者借华北平原民间的叙事资源来写这个“英雄”传奇，20世纪上半叶多如牛毛的土匪，旱涝保收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地，民主思想的政府官吏，民间制酒业的兴盛，娶亲财礼的看重，鬼狐故事流播，作者在这些民间资源上取舍夸贬，使虚构叙事有了一个真切的具体可感真实细节，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语境，真实的模型，从而写就了一个非历史的历史。“把西方重表现的现代艺术与我国重再现的传统写实艺术结合起来，用最现代的叙述手法表现最中国化、最民族化的生活。” 　　作者对一些涉及战争团队的历史，则采取民间视点，以底层文化底蕴、文化积累为见解的基础来评判，把国民党、共产党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历史，土匪的斗争史、八路军的战争史渗入了其小说叙事之中，但作者从民间的立场对历史进行了新的阐释。“我们心目中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民间状态是与‘红色经典’中所描写的历史差别非常大的。我们不是站在‘红色经典’的基础上粉饰历史，而是力图恢复历史的真实。”作者从自己的角度、民间角度出发，虽然言辞有所闪烁，但把自己模糊等同于民间，也透露出一个信息，《红高粱家族》从正史相对的立场为基点去写，有了野史的意味，虚构性、意狎性随即而生，也使叙述真正有了诱惑力，有了多维理解叙述历史的角度，凸显了陌生化效果，作者巧妙地处理了民间存在和正史写作间的关系，也唤醒了文本的生命力。 　　“爷爷”――余占鳖的行为完全背离了他的日常